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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各地数字经济产业的布局往往聚焦于数字化基础支撑产业的布局。然而，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实现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融合，形成新的数字化产业，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重点环节，也是难点所在。同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来说尤其重要。突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瓶颈，重要意义堪比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插上电”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连上网”。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谁先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进展，就能真正推动城市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制造业链条中迅速占据“高地”，实现整体城市发展的“弯道超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

　　解构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分析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否在前端进行有力的引领和指导。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这场颠覆中，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能否在前端有力地引领和指导企业，让企业正确认知并主动拥抱数字化，是成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

　　二是能否准确对接行业的痛点和需求。当前，存在大多数方案解决商懂技术不懂行业，或者懂行业不懂技术的供给侧失衡问题。这就急切需要数字供应商，遵循市场需求，找准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要能精准地对接行业的痛点和需求。针对不同的行业，精准施策，制定专项方案，尤为重要。

　　三是能否汇聚多方资源形成合力。当前，数字产业的发展，还处于政府主导为主的发展阶段，社会、资本的力量尚显不足，导致推进困难、过程缓慢。要快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就要充分吸纳社会各方特别是金融、人才等力量参与、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合力，集中多方力量攻坚克难。

　　四是能否有力保障数据信息的安全。工业数据涵盖设备、产品、运营、用户等多个方面，涉及机密数据、核心专利技术等敏感信息，在采集、存储和应用过程中一旦泄露，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甚至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因此，关于数据安全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是当前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基础问题。

　　广州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

　　应将工业互联网作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大循环的重要举措，进行一系列工作探索和实践。从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在政策引导、战略任务分解、产业聚焦引领等方面取得突破，建议如下：

　　一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包括《广州市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工程实施方案》《发布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服务商推进目录》《广州市制造业工业互联网规划》《广州市数字经济人才发展行动计划》等方面的内容。对未来十年内广州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战略和实施步骤进行统筹安排，对各制造业行业的特征、需求、转型升级的路径进行分类研究，明确其在未来的工业互联网中所处的节点和作用。对重点行业，一行一策，制定广州重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政策方案和实操计划。

　　二是完成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任务的解构。包括建立以标识解析和5G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打造技术多样、主体多元的平台集群；推动工业互联网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规划实施；完善工业互联网产业业态；营造更加开放的国际国内交流环境等。

　　三是重点打造优势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以黄埔、花都、番禺和白云四区，作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区域，各区选择数字化转型具有强烈需求的重点产业，以产业集群方式推动转型，根据各区优势产业集群的发育情况，有针对性地扶持专业平台、工业互联网方案解决商的成长。

　　四是健全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扶持体系。建立针对全行业、全领域、阶梯式、分阶段、分重点、分规模、激励式的补贴体系。重点加大对专业型制造业平台的培育，加大对尚处于试验验证阶段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资金扶持。支持平台建设初期的基础性工作，对服务商为企业提供数据采集、存储、整理、分析、发掘、展现和应用服务的，可按照销售总额予以补贴。加大对小微制造企业的基础性和公益性扶持力度。多使用“免费”“优惠”的手段，鼓励引导小微制造业、个人设计师等使用平台。由政府主导设立“广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基金，通过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参与，实现收益共享，推动数字化转型。探索“云服务商+银行”合作模式，建立多方收益共享机制。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商、服务商与银行、保险、融资设备租赁等金融机构建立收益共享机制，开展基于平台工业大数据的新型金融服务试点示范。

　　五是加快技术和人才供给，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尤其是要加强核心数字技术的攻关，推进数字技术的原创性研发和融合性创新。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聚焦未来数字化发展方向，培育建设相关的优势学科和专业，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基础研究，开展校企合作定向培养数字技术人才。同时，大力引进顶尖技术人才。依托人才资源，建立数字技术高效供给体系，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作者系广州市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