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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出口大国，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客观存在一些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设厂经营的状况，加之此前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引发了外界关于“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可否被取代”的讨论。

彭博经济研究近期发布报告称，在亚洲，印度和印尼或许可以靠着庞大且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替代选项，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复制中国在经济转型中所取得的成功，亦无法比拟中国完善的基建以及强大的出口能力等配套。

而《国际金融报》记者也从不少专家以及制造业者的口中得到一个结论：在亚洲，虽然一些经济体具有发展制造业，进一步扩大出口的可能性，但中国具有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其所展示的庞大的供应链能力，在较长时间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制造大国地位不会被撼动。

图片来源：中新社

并未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

有关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言论已经由来多时，而在当前复杂的贸易大环境下，越发甚嚣尘上。

为此，今年7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孟玮就“经贸摩擦导致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外迁”的言论作出回应。他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以中低端的企业为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总体可控。孟玮说，有一些已经外迁的企业因为水土不服，纷纷回流到了国内。

他表示，近年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到了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企业到国外设厂经营的情况，是正常现象。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这一现象深入调查分析，发现有的企业是考虑要素价格变化情况，向劳动力以及环保等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转移。有的企业是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主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企业是为了规避经贸摩擦的影响。”孟玮说。

在11月18日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针对“一些外资企业已经或者正在酝酿将产能转移出中国”的说法进行回应。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总体上看，我国没有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的情况。

据宗长青介绍，当前确实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的、附加值比较低的外商投资企业出现了一些向外部转移生产环节的现象。这是市场机制、市场规律正常发挥作用的结果，是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宗长青表示，针对这种转移的现象，国家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措施上，在引导东南、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今年修订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就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承接外资产业转移的支持力度。

“替代者”尚难匹及

近期，彭博经济研究根据劳工成本、基建、企业环境、金融以及政治稳定度、出口能力、人力资本，比对中国的亚洲出口竞争对手。其中，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名列前五。

印度由于人口优势排名靠前。到2050年，印度即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印度的工作年龄人口预计将超过10亿。印度追赶中国的努力始于5年前，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提出“印度制造”倡议，旨在鼓励外国公司在印开设工厂。印度政府现阶段正在对外资释放更多优惠政策。今年8月，印度政府宣布，将放宽在零售业、制造业等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规定。

在印尼，总统佐科维下令推动印尼营商便利条件改善。根据世界银行不久前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印尼在190个受调查的国家或地区中，营商便利条件排在第73位。佐科维希望能在未来提高至第40名。

一家在印尼设厂的机械加工公司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选择去印尼，缘于市场需求、人力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我们目前在印尼的客户最多，需求也最大，国内同类型企业竞争激烈，常常是低价中标，利润相对低很多，国外市场竞争相对少一些。最重要的是，印尼人力成本较低。工人工资基本是中国一半左右，而操作能力也与中国工人相当。”该名负责人表示。但这家工厂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印尼当地的钢材价格比国内高30%-40%。

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重新建立供应链、营销渠道以及各种关系存在挑战。

“一般来说，往东南亚迁移的主要是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印尼技术型人才并不丰富，比如精密机械这一方面的技术工人非常缺乏。我们公司就派遣了国内技术人员在那边组织生产。印尼并不适合诸如机器人、生物医药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公司发展。在当地，像机器人配件、生物医药原材料等相关配套产业几乎没有。”上述公司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彭博社的一项采访也显示，在特朗普加征关税后，一家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花园和家居装饰品制造商在美国的销售下滑了30%，但这家企业并没有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国外。相反，该公司设法采取其他策略来维持其出口，例如在欧洲申请专利以扩大在欧洲的销售。这家公司负责人表示，虽然越南的人力成本便宜很多，但用工文化非常不同。“中国工人具有更多技能，并能够接受加班，但越南的工人就不一样”。

彭博社称，中国还保留了其他优势，包括强大而稳定的领导力、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相对良好的资本获得渠道。

而印度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被其他因素所抵消，例如基础设施不足、劳工法规欠缺以及官僚主义盛行等。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研究员Aravind Yelery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尽管印度的政策推动力营造出良好的生态系统，具有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的潜力，但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印度的挑战颇多。

“对于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制造业经济体来说，跟上制造业发展动态相对困难。这与全球需求、波动性、技术等增值相关的挑战有关。在21世纪，制造不仅涉及工厂车间和批量生产，还与尖端发明和实时部署有关。政策必须更加健全和审慎，以鼓励国内制造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印度，制造业发展的挑战主要在政策、监管层面，一些实地未解决的困难依然存在。这需要多方协同工作，避免不合时宜的政策冒险。”Aravind Yelery表示。

Aravind Yelery同时指出，“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其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印度目前尚无法实现追赶中国这样的目标。而且随着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壮大，对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加之中国加入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在华发展的空间更大。”

Aravind Yelery表示，中国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源成本确实造成一些制造业外迁。这也意味着，更具技能的人力资源能够更好地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国在自动化、科技等领域拥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任何希望在这些领域发展的外国公司都很容易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劳动力。

调整供应链“天平”

麻省理工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郭杰群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在较长时间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制造大国地位不会被撼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其所展示的庞大的供应链能力。

“任何商品都处于供应链之中，需要原材料和供应商。不论是从降成本还是增盈利角度，供应链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庞大而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使得生产商较为容易地以较低时间或资金成本获取所需生成原料。任何企业外迁他国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重新调整供应链的难题。”郭杰群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一个案例具有典型意义：纺织品服装并不在美国对华关税清单中，但今年中国该类商品对美市场份额却在下跌，实际上，这几年来都一直维持着下跌的趋势；相反，处于美国对华关税清单中的电机设备却仍在增长。特意的人为关税政策虽然的确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对一个特定产品的影响关键还在于该产品的供应链结构。

郭杰群表示，就低附加值的纺织品服装来说，虽然中国原来的出口份额被具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东南亚国家所替代，但该类商品中所依赖的部分上游原料，如专用纺织面料的对外出口却在增加。原因就在于东南亚国家的供应链能力远没有中国完善，他们在增加低附加值商品的同时，仍然需要中国提供特定原材料。换一句话来说，贸易战的一个好的结果是倒逼中国在产品价值链中上行。

“反过来看，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中国也离不开他国。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持续也终将引起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布局。虽然说，短时间里，大家都因此而受损，但天平在持续的压力下还是会发生改变。”郭杰群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