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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近一个月的波动后，中国光伏企业逐渐平静，开始集体摸索“后补贴时代”之路。

　　截至2017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总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缺口455亿元，约占四成，且呈逐年扩大趋势。

　　“新政并没有限制不靠补贴的新增项目的规模。能不靠补贴的企业就可以活着，而没有成本控制和研发能力，达不到平价上网的企业，就是落后产能，终将遭到淘汰。”

　　在2018年儿童节前一天，5月31日，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一纸通知，端走了中国光伏行业的“奶瓶”。

　　在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连续5年全球第一，累计装机规模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背后，中国光伏行业长期依财政补贴而生，而这份《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的降低补贴、严控光伏电站规模，震撼了光伏业。

　　“5·31光伏新政”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光伏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事件。

　　“将光伏发展重点从扩大规模转到提质增效上来，着力推进技术进步、降低发电成本、减少补贴依赖，从而推动行业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6月11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发言人对光伏新政的目标做了如上解释。

　　长期补贴“喂奶”的产业背景下，对于高速行驶的光伏企业，新政相当于在F1赛道上突然升起的一道坎，恐慌、联名上书、焦虑、紧急应对……经历近一个月的波动后，中国光伏企业逐渐平静，开始集体摸索“后补贴时代”之路。

　　慌乱的第一周

　　5月31日早上，新政发布前，河北英利因能副总经理任晓坤已经在许多微信群里收到了小道消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都在传，不知真假。”

　　当天下午，广州三晶电气总经理欧阳家淦刚刚参加完一个光伏行业展会，正在回公司的路上。新政的消息出现在他的手机上时，“心里有些恐慌，第一个感觉是下半年企业怎么办，赶紧从不同渠道不断搜集信息。”

　　从企业到光伏产业研究者，在收到5·31新政消息时普遍有些懵。华夏能源网总编王康鹏认为，新政的反响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降补贴政策，是因为新政文件刚发出来就立即执行，不像以前的政策从发布到落地间留有间隙，使企业们有做准备的时间。

　　在王康鹏看来，近年来，补贴接连下降，因而业界对新政将补贴电价下调5分钱的措施已有心理准备。影响更大的是光伏项目建设指标的控制——通知规定，不安排2018年需要国家补贴的普通光伏电站建设，并将2018年新增分布式光伏电站规模控制在10GW左右。

　　“1-4月份已经新增8.75GW的分布式电站，相当于下半年不用干了。”一名分布式光伏从业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苦笑道。

　　新政发布的第二天，一家山东企业的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还考虑不了下半年的事情——眼下，该公司在5月之前与散户签约1000千瓦的设备，新政出台后，给用户的补贴无法落实。

　　在一名从业者看来，最先受到冲击的必然是那些已经开工和正在申请备案的电站项目。按照通知的意思，如果电站项目在5月31日前没有并网投运，恐将无法纳入补贴范围内，将直接面临项目停滞的窘境。因为“没有补贴，这些电站运行就是赔钱”。

　　资本市场的反应把光伏行业的不安推向高潮。6月4日，“5·31新政”后的第一个A股交易日。阳光电源、中环股份、福斯特和隆基股份等4只光伏龙头股，在开盘后便迅速跌停。光伏板块20家企业全线飘绿，一日蒸发147亿元市值。上市公司隆基股份和保利协鑫能源都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要求。

　　光伏电站的补贴一般由当地电网公司垫付。新政一出，一些地方电网也反应迅速——6月6日，国家电网河北省电力公司下发通知称，自6月1日起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停止垫付国家补贴。

　　这让正在和散户扯皮的企业更加紧张：即便用户答应安装，并网和备案也不易。

　　遏制企业非理性扩张

　　面对不断发酵的舆论，6月8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綦成元主持召开座谈会，6月11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也是想给光伏行业喂“定心丸”。

　　6月20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电网企业“不得以项目未纳入国家补贴建设范围为由”，擅自停止光伏发电项目的并网、备案和地方补贴垫付工作。

　　新政出台如疾风骤雨，但事前并非毫无踪迹。

　　早在2017年5月，国家能源局就下发通知称，各省不得超规模安排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一些从业者已经嗅出政府的态度变化。

　　更明显的信号弹发射于2018年4月24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介绍，“今年拟安排10GW规模用于分布式光伏建设”，与之后的5·31新政相一致。当时业内普遍以为这是放出了2019年的指标，“没想到5·31就来了”。

　　一种观点是，新政出台如此之急，恰是因为分布式光伏增长过快。不同于戈壁滩上的大规模光伏电站，供应工商业和家庭用户的分布式电站往往不是地方眼中的“大项目”，但这些建设在村民、市民屋顶上的光伏板积少成多，分布式光伏电站在2017年就新增20GW。

　　“以前政策对分布式光伏有很多优待，但规模增长这么快是政策无法预见的。”王康鹏说。

而光伏产业过度发育后的产业乱象，也引起了主政者的深思。

　　王康鹏称，太阳能的特性是资源的分散化，而分布式光伏可以在家家户户和企业安装，是最符合太阳能特点的利用方式。在中国的现实场景中，户用分布式光伏的主要市场是农村。这就带来问题，“在农村，大部分用户缺乏技术辨别能力，往往只看到价格的高低。”

　　于是，分布式光伏爆发式增长中，翻新光伏组件冒充全新组件，甚至以空头项目骗取国家“光伏扶贫”政策补贴的例子层出不穷。

　　在购买力不足的农村，另一个噱头是零首付的“光伏贷”。销售商向金融机构和农村用户两头许诺，依靠国家补贴可以让用户在数年内回本，之后赚的钱都是自己的。

　　欧阳家淦判断，因为新政限制户用分布式光伏补贴规模，影响了户用分布式光伏的盈利能力，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大大减少“光伏贷”，依靠“光伏贷”推销的企业将不得不退出市场，或者重新思考商业模式。

　　这一趋势也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本意。“随着光伏发电补贴强度下降，遏制企业非理性扩张。”国家能源局发言人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表述。

　　国家能源局此前发布的《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的目标为105GW。但截至2018年4月，全国装机容量已超过140GW。

　　中国光伏狂飙突进背后的支撑是财政补贴，而补贴留下的财政“窟窿”，已经悄悄把这场狂欢推向悬崖边。根据能源局数据，截至2017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总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缺口455亿元，约占四成，且呈逐年扩大趋势。

　　旨在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的绿证制度推出一年后，由于当前光伏项目补贴强度超出风电较多等因素，光伏绿证交易量仅150个，并不理想。

　　光伏发电的消纳也成为让一味引进光伏项目的地方所头疼的问题。“弃光”，即放弃光伏所发电力，成为不少地方的无奈选择。经过多方努力，2017年全国弃光率已经下降，但个别地区仍很严重。在国家能源局的解释中，解决弃光问题，也是5·31新政出台的一大原因。

　　出海、压缩产能、重视运维

　　6月17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任晓坤已经从茫然中平复下来。“国家有这个要求，作为企业就要接受且积极应对。从文件中还是能感觉出，国家对未来光伏发展还是持坚定的支持态度。”

　　欣欣向荣时，光伏产业是地方主政者眼中既环保又面向未来的“好孩子”。只要故事讲得好，土地、贷款、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会纷至沓来。现在新政袭来，出海和压缩产能，是绝大多数光伏企业最现实的选择。

　　看到国内户用分布式光伏2017年的兴盛，主要业务在海外的苏州阿特斯公司正准备在2018年开拓国内市场，中国区户用光伏团队刚刚于年初组建。新政出台后，阿特斯市场部的梁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年中国区的户用光伏市场可能会减少。我们肯定谨慎考虑、调整，不会一条道走到黑。”

　　梁晨坦言，因为苏州阿特斯70%的业务在海外，所以并未受到5·31新政太多影响。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海外业务比重较大的光伏企业，普遍在新政风波中处之泰然。

　　欧阳家淦记得，新政出台后自己想到的第一条对策，就是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三晶电气很早就在海外有业务，这几年因为国内市场好，海外业务比重有所下降。现在是时候把资源重新配置给海外了。”

　　2018年3月份的一次市场调研，让欧阳家淦预计2018年全国户用光伏规模增长放缓，从年初预期的80万户下调至50-60万户，他因此相应调整了2018年企业业绩目标，并压缩了资源配置——降低营销预算、缩减产能。

　　行业风传，“6.30抢装潮”过后，7月份所有光伏原材料和组件都会大幅降价。欧阳家淦坦言，身为光伏逆变器生产商，三晶电气也必须适当调整市场价格，以支持无补贴自发自用中小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展，“现在整个产业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加大运维业务也被视为涅槃中的希望。

　　熊猫绿能新推出了“熊猫运维”品牌，计划用自身2G瓦的电站运营经验来为行业内提供运维服务。研究户用光伏的刘晶玺也看到了这一行业“痛点”：户用光伏电站的寿命平均是25年，只有不断维护，才能保证电站的发电效率，从而保障用户发电收益。然而现实是，许多小型经销商只管销售和安装，不管运维。

　　“运维已经被行业提上了议事日程。”任晓坤说，她所在的企业已经开始布局运维服务板块。

　　平价上网，远非终点

　　光伏业内普遍认为，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老百姓屋顶上的户用光伏市场在2018年下半年会萎缩，增长点的希望在于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中国的工商业电费远高于家庭电费，更有可能不靠补贴实现盈利，也即业内孜孜以求的“平价上网”。

　　“新政并没有限制不要补贴的光伏装机规模。能不靠补贴的企业就可以活着，而没有成本控制和研发能力，不能尽快实现平价上网的企业，就是落后产能，终将遭到淘汰。”王康鹏也有类似看法。　

　　事实上，中国光伏行业在世界上不仅胜在规模，更胜在技术快速迭代，促使原材料和光伏组件成本快速下降。新政的出台，也考虑到2018年光伏组件价格降速较快的因素：光伏组件平均价格与去年底相比降幅已达约17%。

　　根据光伏行业“十三五”规划，光伏业界原本期待实现平价上网为2020年。新政问世，相当于将这一期限提前了两年，也意味着一场淘汰赛提前上演，并将比两年后更加残酷。

　　欧美国家光伏产业普遍经历过与中国类似的“补贴-降补”的生命历程。其中德国光伏行业因降补造成剧烈洗牌，尤为值得镜鉴。在6月13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也介绍，三部委在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借鉴了德国、西班牙、捷克等国家经验。

　　2014年，德国政府开始考虑减少光伏行业补贴，2016年在全国铺开竞价模式。此后德国每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减少为原来的1/5。适逢中国的光伏产品大量涌入，德国主要的光伏企业陆续破产，其中包括德国最大光伏企业Solarworld公司。至今，德国光伏装机容量仍未恢复到政策调整前的水平。

　　“全球光伏产业都是政策催生的，所以每一次政策变动必然带来冲击”，王康鹏说。

　　降补造成的光伏产业动荡，反映出光伏能源的性价比仍然难以与传统能源相匹敌，因而迟迟无法迈入市场化的大门。

　　在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看来，如果将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光伏未必就比传统能源贵。“即使做了处理，煤电依然会产生温室气体。现在用煤电价格来要求光伏电，是没有看到光伏电的环境效益。”

　　根据能源局的答记者问，在领跑基地项目中，竞争产生的上网电价较当地标杆电价已有下降，其中，最低电价为青海格尔木基地的0.31元/千瓦时，已低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

　　“长远来看，传统能源的资源越用越少，会越来越贵；太阳能则是取之不尽的，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会越来越便宜，甚至无限趋近于零。”

　　王康鹏则更期待在未来，光伏能够与传统能源公平竞争，甚至逐渐取而代之。“长远来看，传统能源的资源越用越少，会越来越贵；太阳能则是取之不尽的，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会越来越低，甚至无限趋近于零”。“以此为出发点，平价上网只是起步，还远远不是终点。”王康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