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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26日经国会指名选举，正式成为日本第96任首相，并于当日正式组建新内阁。

　　安倍的当选短期内提振了投资者对日本经济的信心，但全球的外汇市场气氛也因此更加紧张，这源于其明确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和日元贬值政策。业内人士指出，日本的政策与此前美、欧的宽松货币政策若产生“共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再跟风，全球货币战的风险将大大加大。

　　从16日自民党赢得众议院大选到其本人26日正式当选首相，安倍晋三已多次宣讲了其意在带领日本“摆脱通缩”的猛药，且态度被众多媒体形容为“坚决”和“强硬”。安倍倡导的 猛 药 正 是 “ 通 货 再 膨 胀 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包括增加基础建设的公共支出、降低企业税率和货币宽松政策。安倍此前甚至不断向日本央行施压，促其采取包括“无限度扩大量化宽松”在内的积极措施，并提出希望其设定2%的通胀目标以对抗通缩。实际上，2%的目标较现行通胀目标高出一倍。

　　“世界各国都在为提高出口竞争力而竞相增加印钞，日本要避免日元升值的话也必须这么做。日元对美元汇率是80还是90有很大区别。”安倍此前曾表示。

　　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日本外贸下滑严重，贸易逆差扩大至3.2万亿日元。第三季度，日本G D P环比下降0.9%，其中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在经历了“失去的20年”之后，当前，借日元贬值来提振出口已经成为日本振兴国内经济的必然选择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大幅下降，导致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重大幅下降，从而造成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拉动。因此，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极为重要。

　　为什么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会影响效率呢？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少，企业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就相应提高。如果企业可支配收入比较多，那么继续扩大投资就主要依赖自有资金，受市场约束相对较小，提高效率的压力就不那么大。

　　同样，当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比较多，将一部分用于投资，那么投资率就会居高不下。

　　因此，需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这样既可以促进居民消费，还可以影响企业和政府改善投资效率。

　　《经济参考报(微博)》：您认为，再分配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白重恩：居民收入一个主要成分是劳动者报酬。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变化主要因素有三个：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市场垄断程度的变化。

　　农业部门的减小以及相应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增大，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因为农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在85%以上，而在工业和服务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只有50%左右。这种趋势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为干预这个进程，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好处。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又会造成就业增长速度减慢。研究发现，工资增长的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一个百分点，就业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

　　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影响市场的有效运行。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提高效率十分重要，不能因为这会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就停止或逆转。降低垄断程度既可提高效率，也可改善分配，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但这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幅度较小。政策对要素分配的影响较小，不能在这上面做太多文章。

能做文章的，除了要素分配以外，更应该调整资本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一个方法是通过存款利率市场化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再有就是增加企业分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平均分红率18%左右，但国际平均27%左右。

　　再分配过程中，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现在，社会保障对企业和员工的负担非常重，五险加起来是基本工资的40%左右。社保费率居高不下也是百姓不认可社保资金存在巨额缺口、不愿延长退休年龄和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原因。

　　社保资金不够怎么办？如果我们降低社保缴费率，并用国企分红补充养老保险，就可以在不影响社保待遇的情况下减轻居民负担。这一措施可以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养老保险覆盖率、改善投资效率、赢得对延长退休年龄等社保改革的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