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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央行3年来首次降息之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就正式“转道”稳增长了。中国这盘棋到底如何下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趋势。1-5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8.7%，低于全年增长10%的目标。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增速较前4个月继续回落。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尽管在5月份有所上升，但是房屋的开工量、建设投资和土地交易市场仍然比较低迷，股票市场近期出现大幅下挫。这一切都在说明我国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由此，中央政府再次把稳增长放在了更加重要的的位置。

　　注定的增速下滑

　　“在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后，经济出现滞胀是必然的。经济承受下滑压力，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经济增长不可能短时间内又恢复至很快的速度。”6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在贺铿看来，经济增速下滑时在预期中的。首先，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处在复苏之中，但是复苏是缓慢的。因为，它还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来看，美欧共同给出的信息是新能源，但是清洁能源的储备问题技术没有解决，风能、太阳能、水能都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技术上有了突破，有可能支撑世界经济走10年、20年，这个问题没有找到，所以它的复苏不可能很快。

　　其次，我国居民消费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大幅度提升。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之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在不断地受到破坏。GDP当中的最终消费率由62.5%降到47%。这说明，在财富当中给予劳动者的报酬这方面不得不减少，消费的能力受到制约。这个问题已经使得收入分配结构从1998年到现在不断恶化，要在短时期之内扭转这个收入分配的结构，那也是不可能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居民消费的问题，增长要在结构慢慢调整之后才可以得到恢复。

　　最后，我国企业困难也很难短时间内解决。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成本上升当中主要又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我国长期实行凯恩斯政策扩张财政，扩大基本建设投资，使收入分配结构遭到破坏，而通货膨胀也就不断地加重，通货膨胀加重，劳动力成本不可能不提升。所以说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是我们这些年来政策累积的结果，不可能一下得到改变，致使出现了经济下滑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

　　稳增长提升企业活力

　　为了稳增长，我国最近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例如，节能家电补贴政策，汽车以旧换新等。但这些政策只能说是输血式的治疗，或者是强心针式的治疗。绝非治本之策，反而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终结金融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既需要进行一次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也需要经过一个结构优化、形成新增长点的过程。绝非靠一时的“政策性复苏”就可以解决的。相反，“政策性复苏”依赖于刺激性政策的持续，只要“强心针”不接着打，经济就要下行。而“强心针”不能老打，老打就会加剧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

　　李佐军表示，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再靠扩大需求的三驾马车了，而是要靠扩大供给的三大发动机。一是制度变革体制机制改革，二是要素升级技术进步、信息化等，三是结构优化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等.

　　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增加企业的数量、质量和企业的活力。企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组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企业数量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越大。在同样企业数量下，规模较大的企业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就越大。

　　而企业质量，包括企业产权的清晰程度、产权结构的合理程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合理程度、组织结构的合理程度、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等方面。若某个企业的质量越高，则其生产经营效率越高，竞争力越强。质量高的企业越多，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就越大。

　　李佐军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许多国有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质量较低，而大多数中小企业虽然规模较小，但质量较高。因此，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提高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也能达到增强促进经济发展供给力量的目的。

　　与此同时，我国还要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人力资本、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资本积累和资本运用效率。

　　贺铿也建议，首先坚决实行结构性减税，向企业让利。帮助那些能够吸纳较多的就业、产品又有需求，但利润空间又不大的企业渡过难关。其次，要引导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在货币政策上，必须是稳定汇率，促进利率的市场化。最后，认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喊了二三十年，但依然没有真正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理念没有转变。今后，政府不要把GDP的增长看得太重，应该更加注重民生问题。只有民生问题真正解决好，我国经济增长才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