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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由于观念、技术等原因，节能减排在执行力度和方法上还较欠缺，导致目标难以实现，因此节能减排应该遵循发展规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来节能减排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政府只要因势利导，加以引导和扶持，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事实恰恰相反，领导和其出台的政策的出发点无不显示“官本位”的色彩。

节能减排民生企业应分开

目前，很多地区的节能目标和节能考核方案仍没有确定，这也凸现了节能减排的困境。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大家好像忘记了上一年的伤痛和压力，重新回到2006年那种不急不缓的状态。回想2010年第三季度，“十一·五”已经接近尾声，政治、经济的各项目标大部分已经提前完成，可谓形势大好。可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难免会有一点不和谐，虽然不影响总体效果，但是一样不容忽视，这就是节能减排形势异常严峻，有些地区出现很难达到或根本达不到节能目标的局面。作为政绩考核的一个项目，领导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一时间各种节能规定横空出世，有的地区全面限电，工业民用一刀切，牺牲民生利益;有的直接从电网压缩工业供电，用电缺口由企业自行解决等等。

纵观当前非理智的节能政策可大概归纳为牺牲民生型和强制限制工业用电型两种，简单举例如下：

牺牲民生型：2010年8月底，河北省某县曾实行全县用电户每三天轮换停电22h的“无差别限电”制度;河北省另一个县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自进入10月份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停电，每天全县只对居民供电4h，其余时间全部断电。

强制限制工业用电型：企业要生存，在没电的情况下，必然设法自行发电，导致能耗统计和排放失控。经典案例有：为了实现“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从2010年9月11日起，广东省某市陆续对该市50家企业进行了限电，其中包括35家陶瓷企业。限电时间为2010年9月11日至2010年12月31日，限电企业分为A、B两组，其中10月和11月两组交替限电，9月和12月两组同时限电。《通知》还特别强调，“采取限电措施期间，列入预警调控范围的企业不能使用电网电力进行生产，只保留生活和保安负荷(即用电负荷不得超过200kW)，对拒不执行的企业将由供电部门强制停电”。河北省某县从10月份开始对全县企业进行限电，10月份限电50%，11月份和12月份限电70%。

节能减排，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执行起来却没那么顺畅，不妨把民生和企业分开进行简单分析。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既没有节能减排的要求，也没有法律法规。对老百姓来说，简单的能源消耗结构如油(主要是柴油、煤油)、煤、电的使用都精打细算，一个小小的灯泡也一样会做到人走关灯，原因很简单，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细水长流不行。但时过境迁，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穷人越来越多，因此人民群众的生活压力并没有减轻，精打细算的作风，根本不需强制限电，民生的节能减排一直在默默地推行。对于企业来说，更为简单，为了生存和发展，任何一家企业除了质量优势外，成本优势也非常重要，在目前能源供应日渐紧张，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能源消耗大的企业各显神通，设备改造、工艺改进，设法节能降耗，以降低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

节能减排当前存在的问题

管理思路混乱，管理模式僵化

本来节能减排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政府只要因势利导，加以引导和扶持，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事实恰恰相反，领导和其出台的政策的出发点无不显示“官本位”的色彩。诸多地方突击限电的原因极其简单，无非是“十一·五”制度的大限电，但逐级下压的节能减排指标尚未完成，有些领导乱了阵脚，为了自己的“仕途”，在“一票否决”的压力之下，只好采取极端办法，强行“做”出合格的指标。另外，由于长期的模式都以强制为主。经过改革开放，政府喜欢说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的工作作风仍有残留，在节能减排工作方面一样有明显的痕迹。

决策不够严谨

节能减排的规划、实施、考核都不够严谨。重点节能企业和节能量的确定存在规划的问题，被监控的企业确实是耗能较大，但是还有一些应该监控的企业没有纳入监控，这是透明度不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节能量的确定也是一样，很多企业在节能量出来后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实施、考核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几年时间对于列入监管的重点耗能企业来说，开始时浮于形式，后来刀光剑影，让企业一时间无所适从。

缺乏科学依据

我们之所以会推行节能减排，主要是源于科学进步带动的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加快。因此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规律，找出导致当前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可是在现实中，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些，只是一味的病急乱投医，盲目下结论，一厢情愿地去努力、去投入，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以科学方法实施节能减排

端正决策思路，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

节能减排的主体是企业、单位和个人，这是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政府只承担提供技术、政策、法律法规的责任，同时实施必要的监管。来自行政命令的节能减排是硬指标，GDP也是硬指标。但是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却是软指标，于是就造成了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尖锐对立，当地方政府在需要GDP时，所有的企业都开足马力，再高的污染、再高的能耗也在所不惜。一旦节能减排成了一票否决的硬指标，便只好采取拉闸限电的极端措施，根本不考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管理者在政治前途重压下往往容易忽略了健康的企业税收是一个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忘记了当初招商引资的种种承诺，这就导致政府失信于企业，政企之间矛盾激化，企业主失去经营发展的信心，最终双方都受到伤害。

对于个人耗能，一个政府所有的行为原则上都应该围绕着民生民计这个最根本的要素。同样，节能减排也应该建立在满足民生这个前提之下，如果确定了这个方向就不会产生对民生拉闸限电的规定了。

我国目前能源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有1997年颁布的《节约能源法》和2005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这些法律主要是规范了工业节能，如电力、钢铁、水泥等方面是目前国家重点监控的行业，而且没有规定交通节能、生活节能等，我国目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比较窄，没法满足当前节能减排大方向的要求。另外，在制度方面，外国大多是涉及节能规划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自愿节能制度、经济持续的制度等，国内相对就比较薄弱。同时，与其他法律法规一样，目前的节能法律法规过于简单粗放，可操作性较差，是导致在执法力度上不足或易于产生偏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此也不妨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不断提高节能法律法规的质量和可操作性，如美国最好的节能法叫国家节能政策法，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一个家庭建一个雨水蓄水池的补贴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法律执行起来就不易产生误解和分歧。

科学决策，遵循发展规律

在节能目标建立、监督、考核等各个环节，都采用高透明度的决策程序，对于重点监管企业名单、耗能量现行公示，确保该监管的单位不会遗漏，能耗量数据准确可靠。目前在节能减排指标的制定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以耗能总量限制企业发展：企业要发展，需要增加耗能量，不可能存在只做低耗能或不耗能的产品的经济结构。

(2)单位产品能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合理，但是会限制产业结构调整：欧美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总量更大，可是国外GDP的能耗远比我国低，节能减排的目标为维护地球环境，保证人民的生活品质，而不是牺牲人民的生活品质。所以节能减排目标可以考虑引入类似绿色GDP的概念，鼓励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尽管这样的产品很可能会导致单位产品耗能较高，但如果它的售价、社会价值远超过能耗增加量，我们一样应该去支持、去鼓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管理层必须改变以往简单粗放的管理模式，不要再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管理好节能减排工作，而是要根据行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趋势、科技进步等具体情况，制定出更细化的政策、目标，这样才能使节能减排深入人心，得到广泛的接受和支持。

实施节能降耗不可急功近利

面对目前节能减排的压力，很多人都会想到或听到一个词“大跃进”，大跃进的背景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同理，目前的节能减排在有些地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管理阶层不能理智地认识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盲目承诺，一厢情愿，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很多领导的想法和出发点或许是正确的，以行政力量强行“倒逼”加快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但这种力量是否能够持续存在和有效，却值得高度怀疑。

能源消耗随着工业发展慢慢增加，需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把能耗降下来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限电导致的柴油发电机供不应求的情况，首先毫无疑问的是自行发电会导致成本增加;其次，柴油发电的尾气未经处理无序排放，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因此柴油的消耗需计入节能减排的考量，根本上就不能确定是否真的节能减排了。为何还要采取那样极端的限电措施，耗电是经过电网计量的，数据公开透明，而柴油的途径很多，可以走未经监管的渠道，或不去统计，导致成本增加和污染严重的情况。

节能减排决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和民生、民计为代价

我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具有发言权，要想维护好良好的国际形象，必须在方方面面树立良好的形象，包括日益引起国际关注的节能减排问题，我们可以先后签署一些国际性的节能减排方面的公约，显示我国在这方面的决心，要兑现这些承诺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各级政府面对节能减排的行政压力，压力之下出台的严苛政策也不意外，站在基层官员的角度，不难理解。但从根本上说，节能减排决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和民生、民计为代价，否则既与社会发展进步相矛盾，也不利于我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唯一出路，只能基于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加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低能耗、低污染的高技术产业。中央政府对节能减排的阐述，以降低单位GDP能耗为指标，就是对这一规律的正视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