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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制造业价值洼地的不断转移，我国必须重新定义全球首席制造业大国的内涵。鉴于多年来积累的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正在不断削减，成本连年攀升，大大压制了我国制造业赶超国际顶尖水平的空间，我们唯有打造凝聚新技术、高附加值，并构建基于智能制造和全球性资源配置与服务支撑体系的高端制造业产业链，并以深度嵌入中国范式为特征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为杠杆，形成全球性“智造体系”，方能稳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顶层的获益程度，并逐步掌握战略竞争主动权。
       □章玉贵
       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完成《中国制造2025》“1+X”规划体系编制后，李克强总理日前要求20多个国务院部委通力合作，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具体行动方案。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配套文件，《指南》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对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顶层设计，提出到2020年形成与制造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源建设格局，基本确立建设制造强国的人才优势，为实现中国制造“三步走”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过去一年，为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促进制造业转型进而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中央接连出台了《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关于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批准浙江宁波成为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武汉、泉州、成都成为第二批“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而本次由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则把落脚点放在了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人才保障上。
       最高决策层对推动我国制造业整体升级那种前所未有的决心与迫切感，尤其只争朝夕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谋划与具体协调，既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性要求，更是基于对全球制造业竞争趋势的深刻洞察。
       众所周知，制造业的规模与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就国家战略层面的竞争价值而言，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三步走”规划，是我国能否由超级新兴经济体迈向超级经济强国的核心环节，也将直接决定我国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分工中的实际地位。在全球科技革命汹涌澎湃的大浪潮下，在国际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集中到争夺战略性产业与金融秩序主导权的今天，我国绝不能过于追求经济金融化指标，而忽视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整固。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日前预测，随着一度作为全球制造业价值洼地的中国逐步让出低成本制造业的主导地位，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构成的“潜力五国”（ 合并其首字母简称为“MITI-V”）将有望从中国手中接棒。而一些行业和区域专家的共识则是：印度将最有希望成为低成本制造业的下一个主要枢纽。姑且无论德勤等机构和专家的预测准确性如何，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中国不可能长时段把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如果制造业不能及时升级，势必面临上下游价值链的双重挤压。
       现实是，就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而言，多年来积累的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正在不断削减，成本连年攀升，这就大大压制了我国制造业赶超国际顶尖水平的空间。尽管面临华为等企业的追赶，但苹果公司2月1日发布的2017财年第一季财报显示，该季营收达783.51亿美元，净利润更高达178.9亿美元，时隔两年市值再次突破7000亿美元，远远超出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难怪华为掌门人任正非总有一种如履薄冰之感，一再提醒华为人：想不死就得新生，我们的组织、结构、人才 …… 所有一切都要变化。毕竟，在相当程度上，美国、德国和日本依然握有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而且在可预计的将来，这种格局都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基于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只有在此基础上，拓展贸易价值链和金融竞争力，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竞争优势。而美国的真正优势在于，既有占据价值链高端的服务业，更有掌握高端价值链核心技术的制造业。未来制造业与发展模式的竞争，主要还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最终是高端人才与创新软环境的竞争。
       从全球经济与金融强国竞争的趋势来看，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这些方面，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符号，储备货币背后蕴含的是一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及机制设计与创意能力，尤其在全球经济活动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掌握货币主导权就意味着掌握了全球经济分工与财富分配的钥匙。这也是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视美元为国家命根子的机理所在。而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让制造业留在美国，并推动制造业回流，盖因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他们深切认识到：对于超级经济体的美国而言，制造业尤其高端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是维护美元霸权的最根本依靠。
       就全球制造业版图的竞争发展趋势而言，随着全球制造业价值洼地的不断转移，我国必须重新定义全球首席制造业大国的内涵。唯有打造凝聚新技术、高附加值，并构建基于智能制造和全球性资源配置与服务支撑体系的高端制造业产业链，并以深度嵌入中国范式为特征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为杠杆，进而形成全球性“智造体系”，才有可能稳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顶层的获益程度，并逐步掌握战略竞争的主动权。
       无疑，要实现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的转变，在全球顶尖层面的分工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核心利益，我国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尽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产业群。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眼下制约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为使智能制造大规模普及，非得从国家层面构建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不可。具体而言，我国需着力在制约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零部件研发等领域取得突破，为此亟待针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高技术，建立国家重大创新工程，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形成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的攻关体，在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发资助等多方面采取立体综合措施，以有效激励多种形式的自主创新。倘若能在关乎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并进一步优化产业配套环境，那我国制造业在战略转型中便有望赢得整体竞争优势。（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