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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起，一则消息就在朋友圈刷屏：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
       按说，这也不是个“新闻”，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旧事儿了。结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耿直无比，说了一堆大实话，比如“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等等。
       一席实话下来，有人心头纳闷：曹德旺这是要“跑”的节奏？
       在岛叔看来，当然也不是。只不过，在李嘉诚抛光国内资产上岸的新闻后，大家对此多少会有些敏感。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认为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
       税负
       远看李嘉诚，近看曹德旺，投资海外在企业家圈子里比比皆是：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和特朗普所言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不同，曹德旺此次从通用手中低价收购的废弃工厂，满负荷状态下能给当地提供2500个工作岗位。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岛妹整理了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趋势大体一致。但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例如，2010年后的5年，经济增速下滑，下行压力增大，企业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的现实困境，然而除了税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去年，随着大量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更为严重，税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个百分点。
       由此，即使各方数据由于口径、测算方式不同，但大家的基本判断一致：目前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居高不下。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出逃？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护，谁又能认真经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以作为商业纠纷草草处置了事，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被认为是侵占国有资产，叫人如何不心寒？
       政府公信力。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PPP项目中，签约前答应得很好，签约后却遇到承诺缺失、不讲信用，让一些民营企业吃了亏，对营商环境更缺乏信心。还有的是前任地方领导签的合同，新官不理旧账。虽然根据法律原则和合同法，只要合同条文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前提下，代表个人签订的与是否在政府任职无关，若存在法律履约能力的应当执行合同。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企地位弱势，想要主张权利常常岂是那么容易？所以，企业前期投资打水漂的事情屡见不鲜。
       执法随意性。岛妹有朋友在地方自己创业当小老板，私下里吐槽，现在的许多企业，单说消防设施这一项，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齐备了，恐怕没几个能活下来的。现实情况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相关部门检查时，自由裁量权很大，会不会被处罚，就看企业自己怎么“运作”了。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成本。当年赃款烧坏点钞机的马超群，身为地方供水公司的总经理，区区科级干部，何以在其家中搜出赃款一亿多？媒体报道，企业落户当地，不掏钱就通不了水。相比看得见的成本，这看不见的成本更让企业心惊肉跳。
       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不得不说，“宠爱”虚拟经济，而对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爱答不理。虽然发展不能唯GDP，但考核时依然有“稳增长”的考量，怎么能够既生态绿色、又有高利润？于是，金融、房地产等“高富帅”行业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宝。
       看完这些，再对比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美元升值、资产吸引力增强等因素，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说的，为什么在美国白领、蓝领成本各自是中国2倍、8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中国多赚百分之十几。
       故土难离，但资本与企业都总要逐利。
       实体
       中国的企业、资本出海，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本是好事，政府还长期提倡过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何如今，却变得五味杂陈起来？
       一方面，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投资主要靠“国家队”撑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则频频跃升，国内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正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形势有多严峻，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窥一斑。“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等表述，无一不是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度身定做。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岛叔此前文章分析，今年经济工作会的问题意识、针对性都很强，更可见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脱实向虚”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
       企业家出海大举建厂，有其自身的无奈。我们需要提倡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但企业只有先活下来，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假如在目前国内的多重压力下，无法获得正常的盈利以持续发展，走出国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只能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自然选择。
       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各级政府为企业减负了那么久，税负还居高不下？是原有基数过高，目前减的力度有限？还是税负虽有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费用闸门又重新打开，变相增加了企业负担？这些都值得引起高度注意。
       争取企业家的心，不能光靠嘴上说说，还得有实打实的效果。中央经济会议精神句句说到企业家心坎里，中央很急，但难在落实，切实给企业减负，还将有一段痛苦的较量与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