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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邱震海在刚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中，描绘了中国未来三年里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其中包括经济下行的风险、人口红利消失的风险、高端人才大量不足的风险、能源大量紧缺和依赖外来能源的风险、中国赖以成功的全球化可能被虚化的风险，还有就是中国经济自由度和创新严重不足的风险。

       上面所有这些因素，都可称之为“中国的血液”，亦即中国未来发展不可缺少的元素；而中国经济规模的继续发展，则可被比喻成“持续壮大的身体”。

       今天和中国未来的情况是：我们的“身体”似乎在不断地成长，而“身体”里的“血液”则在不断地“流失”。如果我们从现在起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总有一天，当我们的“身体”长成时，我们的“血液”却正好“流干”，或完全无法支撑我们“身体”的运作。这才将是真正的最大危机。

       为了防止这一危机的产生，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认识到这一危机，并为预防这一危机做做出种种努力。

       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风险首先在于金融风险，亦即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今年以来，中国各地房价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中国的债务问题，尤其是地方债问题，不但已成为中国上下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成为国际间考察中国经济成败的重要指标之一。

       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可以作为分析家观察、分析中国经济走向的指标，也可作为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在实务工作中的参考指标。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个阶段：2013年 - 2014年，我称之为短期；

       第二个阶段：2014年 – 2017年，我称之为中期；

       第三个阶段：2017年 – 2022年，我称之为长期。

       这三个阶段，中国经济的表现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其反映的深层问题也将有所不同，当然随之而来的应对和解决策略也将有所不同。

       如之前所述，中国经济近一年来进入风雨飘摇阶段，其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同时呈现，令解决方案需十分谨慎才可：政府若不出手，一味实施“自然疗法”，那自然不符合中国“经济政治学”的内在逻辑，迅速而来的社会不稳很快将使人们不堪重负；但若政府出手过多，亦即实施“强心针效应”，那无疑将使中国经济短期“脸色红润”，长期“结构性并发症”不断。

       事实上，2013年第四季度和2014年的第一、第二季度，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逼迫人们要及时作出调整。因此，眼下的经济政策的试验，不可能，也不应该拖过2014年年中。

       未来这三年，将是未来十年里最为最为关键的三年，无论从经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都是如此。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三年将是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尤其是供求面的深层问题浮上表层的关键时期。

       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到底将面临哪些重大挑战？

       首先，经济下行的窗口期在2013年已经提前来临，2015-2016年，那个被张燕生称为“2016年猜想”的时间段，将很有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实质性下行的时期。根据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这段经济下行期必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和消费的比重将大幅上升，工业和投资、出口的比重将有所下降。

       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能抓住这一机会进行这方面的结构调整，那么2015年开始可能实质性放缓的下行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经济下行的适度代价也将是一个划得来的代价。不然，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将成为一个不堪承受的代价，并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放缓：窗口期已提前来临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研究结果，2015年左右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窗口期。什么是窗口期？这本是一个源自医学领域的术语，并首先来自对艾滋病毒的检测。

       艾滋病毒的常识告诉我们，多数人在感染艾滋病毒后有3至12周“窗口期”，在此期间，人体仍在产生艾滋病毒抗体，但这些抗体尚无法测出，只能通过核酸检测检出病毒感染，但这一最初感染期感染性最强，但在各感染期都可能会传播艾滋病毒。3个月后，即在感染者体内有足够时间产生抗体后，应进行复检，以证实初检结果。

       以此类推，所谓经济放缓的窗口期，应该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还没有实质性显现，或还没有被人们实质性感受到。就象本书前面提到的“刘易斯拐点”（亦即劳动力无限供应出现拐点），按照学者们的分析，其实早在2004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只不过当时大多数企业或家庭并没有感受到；而等到大多数人实质性感受到民工春运后不回来，则已似乎2008年的事了。因此，从2004-2008年，可称为中国劳动力减少的窗口期。

       2011年左右，学者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中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包括时间约束的紧迫要求。

       学者们在研究了日本、韩国等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后得出结论，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这一现象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一、 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

       二、 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往往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

       三、 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

       四、 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逐渐放缓。

       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驱动的轨道。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其实，这几年，经济学家们谈论的比较多的另一个名词“中等收入陷阱”，大概也与这一结论基本吻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报告指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各不相同，有的版本说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已进入这一门槛，也有版本说5000-15000美元之间，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区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关于2015年经济可能进入下行窗口期的说法，是学者们2011年的成果。当时，学者们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窗口期将在2015年左右来临。2011年时，作为警世之言，这一观点已经十分犀利，也足够引起人们的重视。

       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在2011年时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强烈的关注和重视。当时的国人，基本上还沉浸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氛围之中；如果说有烦恼，那也只是被房价的疯涨，以及随之而来的超严厉的调控措施而搞得有点不知所措而已。

       但今天回首来看这个观点却会发现，这个观点显然已经过于保守。其实，从2012年第一季度开始，随着中国经济 – 用我的话来说 – 持续“风雨飘摇”，忽高忽低，忽好忽坏，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下行的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将持续多长时间？人们目前不得而知。很有可能的是当2015-2016年来临的时候，中国经济很可能将进入实质下行的阶段，而这一实质下行期又将持续多长时间？人们目前也不得而知。

       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研究显示，其他发达国家的历程表明，当人均GDP进入一万美元左右，经济将进入下行调整期，而这一调整期必将伴随着一系列经济结构和规律的调整：首先，调整前的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重要比重的现象，将为调整后的服务业上升所替代；其次，调整前的投资、出口占重要比重，将为调整后的消费占重要比重所取代。

       换言之，当经济下行来临时，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将同时展开；当经济下行期结束之时，也将是经济结构调整结束的时候。以这一眼光来看，当你阅读本书的此刻，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就必须已经开始，消费必须在经济结构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必须开始大幅上升。

       但要做到这一切，现阶段可能吗？

       另外，在一般人们的理解中，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只要解决了消费拉动的问题，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也是对中国经济的极为浅薄的理解。且不说消费究竟如何拉动？所谓的消费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由拉动消费所带动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建设？就说最基本的一点：拉动消费多年来何以如此艰难？这显然不是居民手里是否有钱的问题，而是在居民不敢消费的背后，存在着社会保险体系依然大幅缺失的问题。

       但拉动了消费，中国经济未来长远的发展引擎是否就此找到并得到启动？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充满争议的问题。今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误解乃至认知误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我们还是把眼光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并把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发展历程与过去两百多年的西方工业化的历程做一个纵向比较。

       1780年，英国开始了其工业革命；伴随甚至引领英国工业革命历程的，是以蒸汽机和纺织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的进程。三、四十年工业化进程之后，必然产生城市化的进程 – 由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富余出来，进入城市，承接了大城市的服务行业。那个时代的英国大城市，充满了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工”，这些人成为早期的产业工人，并在早期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受尽剥削和压迫；包括伦敦、曼彻斯特在内的所有英国大城市，都充满早期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贫民窟林立，贫富差距、劳资矛盾极其对立，革命种子茁壮成长。1838年，年仅25岁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雾都孤儿》，写尽了城市化早期的伦敦的种种尔虞我诈的景象。

       1830年，第一条铁路投入使用，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从这以后，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历程上，几乎每一次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重大改变，都伴随着技术革命的重大进步。换言之，技术革命的浪潮始终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财富的迅速而巨大的积累，并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 对外贸易。

       作为海洋国家，英国从事对外贸易无疑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正是由于对外贸易这最后的“临门一脚”，给了这个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体以最后一记猛烈的推动，促使一跃而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贸易的整个进程中，尤其在发展早期起主导性作用的，依然是技术革命。可以说，没有技术革命，就没有早期的英国工业化的进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城市化和对外贸易的进程。

       但中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如前所述，中国朝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始于上世纪八十代末期。换牙，当时距改革开放启动仅仅过了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早年，中国的对内改革主要是改掉1978年之前的高度计划经济的封闭状态，对外开放则主要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中尤其是资本。

       技术革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基本上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转型，也就是当年英国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 对外贸易，并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然而，由于缺乏了技术革命这一关键环节，中国在财富迅速积累的过程中，其经济形态内部无疑存在巨大的空洞化和潜在危机。这一方面表现为发展模式的粗糙，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严重缺乏后劲。这就象一个人，其身体在不断长大、膨胀，但其体内的各个器官却并没有相应的发育和成熟；等到有一天长成巨人之后，外表看上去力大无比，但其内在却严重缺乏支撑的动力，后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在粗线条上是存有疑虑的：一、中国未来能否在没有技术革命陪伴的道路上，继续其高速发展的进程，并保证这一高速进程的可持续性？二、迄今人类历史证明，城市化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工业化的引领条件；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证明，城市化也能成为下一轮工业化的引领条件？

       当然，中国迄今走过的道路，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道路。但毕竟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因此研究发达国家早年的规律，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