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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录】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建言】精准扶贫战略是缩小不均衡的必经之路，也是提升消费层次的基本举措；资本市场的股权和公司控制力的机制创新，是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制度保障，毕竟“质量革命”型的企业更多要依赖团队的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进发，已成为新一代改革者共识。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

　　这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战略。路径之一就是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迈向中高端，通过生产资料更有效的配置提升经济效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作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

　　中国消费者是品质革命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从一个物资匮乏的消费环境迅速成为工业品出口大国，离不开市场经济有利环境。包括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加速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带来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事实上，低质量的产品之所以有销路，是因为有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客观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使得东南沿海的城镇居民已开始追求精致生活品位，而中西部很多贫困地区还在努力解决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如此割裂的市场需求，品质革命的基础也很薄弱。

　　因此，精准扶贫战略是缩小不均衡的必经之路，也是提升消费层次的基本举措。虽然绝大部分贫困县尚难挖掘出比较优势，但其家庭制传统的农业和不成体系的旅游业，依旧需要转型升级。

　　笔者调研发现，国家各项扶贫政策需要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机制落实，需要社会力量结合贫困地区旅游业和农业产业链进行帮扶，需要持续的、大规模的资本投入。

　　即便是贫困县“摘帽”后，要想持续发展、形成消费升级，都应持续对乡村通过机制创新而振兴。引入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共同助力县域经济的产业格局构建，摒弃以往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输血”贫困地区的补血疗法，彻底转变贫困地区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心化。

　　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地区特点及产业结构，改普惠政策为差异化扶持政策，改“给钱给物”、打卡到户为直接帮扶、委托帮扶和股份合作等多样化的帮扶方式。对于没有技术、不熟悉市场的贫困户，还需要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基地+农户”和集体股份制经济，推动农业经营机制改革。

　　品质革命需技术升级与国际市场拓展

　　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经验表明，军用技术民用化可以有效提升一国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例如今天早已充分民用化的互联网技术，最早就是军方的信息系统，最终却极大地促进了普通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这恐怕是美国军队早期研发时候绝没有想到的。

　　中国“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要脱虚入实、降低对房地产行业的增长依赖，离不开制造强国建设的技术升级，诸如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需要技术跨越式的发展。

　　这几年走出去的企业不少，但是出国并购欧美先进制造业技术和企业却越来越难，只能反过来依托本土科研实力，通过“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等手段，用市场化的手段强化“军转民、民参军”的市场比例。

　　质量革命离不开多样化、全球化的消费者认可。

　　近几年中国出口增速实现了软着陆，原因在于欧美目标市场的饱和，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产品竞争力上升，基础是国际消费者口碑的支持。

　　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将成熟的工业园设计、工业化生产惠及更多消费者；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客户需求也会激发中国产品的研发和设计能力。以中白工业园、中马工业园为代表的跨境产能合作为例，入园企业无疑是中国产品质量革命的重要抓手，要求中央各主管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俯下身来”，深入了解具体需求。

　　难离股票市场支持

　　创新管理机制和技术需要一个投资于未来的金融市场，而非注重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抵押价值”的间接融资体系。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全球对企业利润增长估值最高的市场之一，至今创业板的高流动性、高估值依然让国外同行十分羡慕。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脱虚入实”，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因势利导提出要资本市场支持“四新经济”，是对“双创经济”的延展和补充，值得金融中介机构深刻领会、寻找蕴含的“质量革命”投资机会。

　　所谓“四新经济”，是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顺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背景下的投资范畴概念，比这几年被资本市场热捧的“双创经济”更具有普遍性和前瞻性。与此相对的，“四新”企业并不局限于创业初期的企业，而是更强调与传统企业的差异化经营策略和估值逻辑。

　　最近,证券监管部门多次就支持“四新经济”企业表态, 将新一代“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企业留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愿望正加速落实在行动上。

　　当然，新经济并非是老经济的对立面，具备IPO条件的真“独角兽”也没有几只。绝大部分的金融创新、模式创新是基于传统经济的，在资本市场领域也不例外。很多成熟资本市场的现有做法，对于成长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就是新的，例如允许境外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放开盈利条件以对潜在的非盈利优秀企业给予包容度、类别投票权鼓励创始人团队拥有比股权比例更多的投票权或提名权等。

　　这些资本市场的股权和公司控制力的机制创新，是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制度保障，毕竟“质量革命”型的企业很难完全依赖政府政策，而是要依赖团队的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

　　事实上，中国制造的质量革命，并非一句口号，而是要把各项国家政策在一个地区、行业、企业上“叠加、用足”。对于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进程，除了行业优化资源配置的时代使命，也是资本获得超额收益的时代机遇。许维鸿（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