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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上指出，中国现行的股市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政策。这种消极政策的主要表现是：仅仅把股市当作融资的工具而不是资源配置的场所，着重的是股市的“圈钱”功能而不是体制与机制的转换；对股市内在矛盾的解决采取一种能推则推、能拖则拖的策略。

       以下为微博全文：
       【 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 】 传统市场经济的宏观政策是二元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政策是三元的：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股市好经济才会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美国能从举世罕见的次贷危机中走出来，正是利用了积极的股市政策；中国经济近年来下行压力沉重，正是因为实施了消极的股市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在不断累积矛盾和加剧风险，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多大的腾挪空间，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改变中国股市的边缘化状态，化消极的股巿政策为积极的股市政策。
       2003年9月9日，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03年11月25日，上海证券报社与北京首旅集团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高级研讨会“，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代表中国证监会到会讲话，对在中国实施积极的股巿政策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令人遗憾的是，14年已经过去，积极的股市政策仍然没有登上中国经济的舞台，消极的股市政策仍然笼罩着中国股市。两年中先后发生四次股灾，市场化取向岀现重大逆转，疯狂无度的IPO导致市场良莠不分泥沙俱下，中国股市又一次面临着极为严竣的时点和时刻！
       积极的股市政策不是简单的救市政策，而是积极进行股市的基本制度建设。健康的股市一定是制度健全而又完善的市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的公司退市制度、财务造假的惩戒制度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制度（集体诉讼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和举证倒置制度）这些在全世界股市中一个都不能少的制度在中国却一个也没有，使得市场运行失去了最基本的制度依托。投资者在这个混乱无序的市场中只能惨遭蹂躏和饱受折磨，市场也失去了应有的财富效应而让投资者血流成河！
       积极的股市政策不是用虚拟经济去取代实体经济的政策。中国现行的股市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政策。这种消极政策的主要表现是：仅仅把股市当作融资的工具而不是资源配置的场所，着重的是股市的“圈钱”功能而不是体制与机制的转换；对股市内在矛盾的解决采取一种能推则推、能拖则拖的策略，其长期作用的结果，就是股市中的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日益加深，不但把市场拖得疲惫不堪，而且也使市场的预期机制出现严重紊乱，并且造成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危机和对政府决策的普遍不信任，这比任何危机都会带来更可怕的后果。积极的股市政策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重拾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转型，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政策。
       积极的股市政策不是IPO大跃进的政策。积极股市政策的最主要之点，是真真正正地立足现代市场经济，切切实实地发展股票市场这个现代市场经济与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场所，通过制度创新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在此基础上，改变中国股市在全世界“一熊独霸”的惨烈格局，恢复股市所应有的财富效应，形成资金不请自来的内在机制，使股市从死气沉沉变得生机勃勃。
       必须看到，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何种类型与何种规模的企业，都很难不与股市发生联系。就国有经济来说，国有资产的核心部分几乎都已上市，国有企业对股市的依存度与依赖度大大加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股市去谈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必然会流于空谈。积极股市政策的重点是解决矛盾促进发展，造就一个健康、规范而富有活力的股票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积极的股市政策虽然不是救市政策，但却是能使整个社会获益的政策，因而也必然会是一个利国、利民、利市并且能够实现市场和社会共赢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