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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三十年里应该好好谋划城乡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五个现代化进程。如果能顺利实现，对中国经济而言，5%、6%左右的增长不但不低，而且将是实实在在的有质量的增长”

       “总体上还是下行趋势，预计年均GDP增速在6.5%左右，比‘十二五’期间年均7.7%的增速要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谈及“十三五”期间的中国经济走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做出了如此预测。

       尽管比一些人的预测值低，但在陈东琪眼中，“6.5%可能还是一个稍微乐观一点的判断”。其依据是，内部来看，根据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在经过30多年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之后，资源发展条件已接近临界水平，中国经济必然需要一个时期来进行调整；外部来看，世界经济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在危机之后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强刺激下的“复苏”动力不足，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半程，世界经济将会遭遇一段比较困难的时期。

       “‘8’的时代已经结束，至少在未来的五年规划中，再不会出现年均8%的增长奇迹了。”事实上在他看来，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都将维持在5%～6%左右的水平。

       不过，这并不代表陈东琪是一个“悲观派”。相反，按照他的理解，当增速下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调整充分以后，中国经济将会真正迈入“新常态”。而“十三五”恰恰是中国经济由1978年以来的超高速增长迈向新常态的转折期。

       陈东琪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会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大概能到110万亿元”。因此他认为，“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是速度、数量和规模，而是质量和效率。

       “转型已经说了多年，这一次内外原因的结合，可能是必须要转了。”在他的愿景里，经历了成功的提质增效之后，中国经济将会呈现出“五个现代化”的特征：城乡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未来三十年里应该好好谋划这五个现代化的进程，如果真能实现，那么5%、6%左右的增长不但不低，而且将是实实在在的有质量的增长。”陈东琪表示。

       总量快速扩张期已近尾声

       “因为经济自身有其中长期的发展规律，经过30多年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必然需要另一个时期来进行调整，以回到常规的增长轨道上去。”当《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问及为何对“十三五”的增速预测“如此之低”时，陈东琪首先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年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然而，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后患，使得高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其一，当前环境压力已经接近临界状况，未来需要在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当中来获得发展空间，这必然会对发展速度构成束缚。

       其二，资源压力方面，陈东琪坦言，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GDP由几千亿元人民币上升为几十万亿元人民币，主要是靠资源消耗，尤其是煤炭消耗，这不仅带来了资源压力，也带来了环境问题。

       其三，“十三五”期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会快速增长，而15～60岁人口的占比将会下降，这意味着年轻人口时代正在向中老年人口时代转变。

       “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那个人口高增长期，未来5年后刚好是这些人的退休时期。所以，由人口年轻化推动的高速增长在转向人口老龄化时代后，经济增长会放慢。”陈东琪谈到。

       其四，从产业角度看，工业化初期数量型、铺摊子式的工业化模式基本结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转型力度较大，正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工业占比在下降，服务业占比在提升。

       针对这一状况，陈东琪分析到，相比较工业，服务业的产业链条比较短，虽然服务业占比增加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会少一些、环境破坏会小一些、对就业增加会多一些，但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小一些。

       其五，陈东琪认为，伴随工业化时期的大基建会减少，比如各地工业园区和新建企业的建设。

       其六，城市化速度放慢。“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5年这20年，是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当时的城市化率不到30%，而明年至少会到55%。20年增加了25个百分点，1年平均增加1.25个百分点。”陈东琪表示，超过这个阶段之后，市民占比增加，农民占比下降，农民主体型社会开始向市民主体型社会转变。

       “市民主体型社会会增加消费需求，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会带来很大的投资。但这个过程放慢，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放慢。”陈东琪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在60%左右，即平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城市化的年均增速将比前20年城市化的年均增速低20%。

       最后一点，从区域角度，陈东琪谈到，曾经快速增长的地区都在放慢，一些东南沿海地区都已回到常规增长。

       “综合这些因素，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期已近尾声，‘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提质增效。从国际角度而言，就是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他说。

       “不排除再次出现全球经济危机”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复苏动力不足”为由，年内第三次下调对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测。但与此同时，却提高了对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

       “虽然基于在全球科技、服务市场和货币市场等方面有优势，当前美国经济出现了较好的复苏态势，但这种看似‘充足’的动力也只是相对的、短暂的。”陈东琪预计，一段时间来表现不俗的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将会分别在2015和2016年见顶，此后将进入下降期，美国经济也会再度陷入低迷。

       之所以认为美国经济“好景不长”，他给出的理由是四个字——需求不足。事实上在他看来，这已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所共同面临的顽疾。

       “以前要是遇到类似于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油价就会暴涨，现在反而下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需求供给严重不平衡。”陈东琪相信，没有需求增长的时代，经济增长也难有出色的表现。

       而引发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则需更多从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举措中来寻找。陈东琪分析谈到，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依靠强刺激缩短了遭受危机冲击的时间，但结果却是“世界经济的调整并不充分”。

       “美国从战后一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之所以能大体保持较快增长，是与1929～1933年的那次大调整密不可分的。”他直言，危机中调整得越充分，未来增长的动力会越强。但此次危机后，世界经济虽然经历了短期调整，发达国家诸如债务水平高、福利水平高等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债务水平和福利水平过高，必然导致未来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再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发达国家需求能力减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陈东琪强调。

       除了需求不足，拖累世界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则是贸易下滑。“从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慢。最近3年的增速大概只有最近30年全球贸易增速1/2的水平，每年只有4%、5%左右的增速，而原来经常是两位数增长。”陈东琪谈到，世界贸易这个发动机的减速，一定会使经济增长放缓。

       基于这种局面，他告诫到，“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放缓，年均增长很难超过3%，甚至不排除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可能。“如果真的发生，有可能是在2018～2020年，而且会比此次危机更难以应对。”他谈到，“因为这一次还可以搞零利率、搞QE，到了第二次还能这么做吗？还敢这么做吗？”

       陈东琪直言，当前全球利率水平都处于低位，一些经济体甚至是负利率，在全世界货币都过剩的局面下，即使遭遇危机也很难再依靠“发票子”来应对，所以只有调整、衰退和下降，“届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现在更加恶劣。”

       用改革红利稀释转型压力

       梳理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态势，就业形势良好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亮点之一。

       在GDP同比增长7.4%的环境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前三季度达到1082万人，预计全年超过1300万人，远高于年初1000万的目标。“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不断下台阶、找底线，但对就业的冲击一开始不会很大。”针对这一状况，陈东琪给出了三点解释。

       首先，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在减少，即要求工作的劳动力和前30年相比大幅减少。

       其次，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提高。“1个百分点GDP的增长，原来能带动70万、80万的新增就业，现在则是150万以上。”陈东琪分析谈到，这主要是因为，相比较制造业，服务业带动就业增长的幅度更大。

       其三，“农村剩余劳动力水池里的水不多了”。陈东琪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改革开放前30年，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将农村原来大量隐性的失业人口变成为城市中显性的失业人口，因而就业压力很大。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如今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大大减少。

       “如果说改革之初是80%的农业人口养活将近10亿总人口，那现在则是6亿多农业人口养活13.5亿总人口。”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相比较以前几乎是无限供给，未来农村慢慢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结构性不足的状况。

       “正是由于失业增长和经济减速不同步，因此在本轮经济下行初期就业压力不是很大。”不仅如此，陈东琪认为，如果经济继续下行，失业率即使走高一些，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新的变化——服务业和小企业发展更加迅速。

       按照他的分析，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服务业不断增加，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将继续扩张；另一方面，相比较于大企业，创造出同样的GDP，小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更多。

       “因此，未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破除阻碍服务业和小企业发展的障碍，通过改革来稀释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就业压力。”陈东琪最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