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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称“规划《建议》”）。

规划《建议》将创新放在了各项任务的首位，要求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规划《建议》还要求，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这项任务的关键。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

同时，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

此外，规划《建议》还要求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规划《建议》为何将创新放在各项任务的首位和工作全局的核心？如何理解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为何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中国的供应链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如何看“去工业化”与金融过度扩张？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创新成为头号任务

《21世纪》：此次规划《建议》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黄群慧：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是问题导向，规划《建议》并不回避问题，非常明确、具体地提到了很多关键性的核心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思路，这为未来“十四五”乃至到2035年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比如，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规划《建议》非常具体地谈到了供应链风险、产业基础再造、经济脱实向虚、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基本上最关键的问题都有提及。

《21世纪》：规划《建议》把创新放在了具体任务的第一位，并明确要求，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黄群慧：事实上，我们去年讨论时就看到，“十四五”规划将创新放在了首位，此后这个结构一直没有变。我认为，无论从发展理念看，还是从发展阶段，还是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都需要把创新放到核心地位。

一方面，创新是新时期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代表着中国发展的方向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中国正从“跟跑”的发展阶段，走向“并跑”、甚至“领跑”的阶段，这也要求从跟随走向创新引领。

从中国面临的问题看，无论是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还是产业链安全、技术安全等“卡脖子”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必须把创新放在第一位。

《21世纪》：关于安全问题，规划《建议》提到，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如何理解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

黄群慧：中国提出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是一个后发的追赶型国家，近年来在芯片等不少关键核心领域遭遇越来越多的“卡脖子”问题，这些技术是买不来的；而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也开始遭遇更多的瓶颈，要在短期内突破这些制约，必须由国家来组织力量进行核心技术攻关，这方面举国体制有其优势。

但另一方面，所谓“新型”举国体制绝非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承载着更丰富的涵义。

首先新型举国体制要针对不同的技术类型，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要甄别哪些是“卡脖子”技术，甄别其技术产生的路径，比如市场迭代性的技术，我们不能靠国家组织力量通过一次性大规模投入来解决，这更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逐步积攒优势。

其次，新型举国体制还要针对不同的环节做区别对待：我们更强调在前端基础领域通过举国体制实现突破，而越接近后端、接近市场，就要越淡化这一体制。

再次，新型举国体制也绝非“一哄而上”，比如全国都去做芯片，而是将政产学研等拧成一股绳，有组织地突破限制，建立整体优势。这方面，5G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工信部、运营商、华为等设备商、信通院等研究机构各尽其能，并形成了一种很好的协调机制。

警惕“去工业化”

《21世纪》：今年中国把保产业链供应链作为“六保”之一，此次又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放在了现代产业体系的首位，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如何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情况？

黄群慧：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今年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构，其中一个苗头是“去中国化”，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这种威胁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方面，在剧烈的调整之后，中国能否维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制造业规模占全球近30%，这一规模是美国、日本、德国之和，中国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然而，疫情以来，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一些政要或企业家力推“去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中国“双循环”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始终没有把握产业链价值的高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是以低成本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在价值链攀升上无法有效突破将锁定在低端产业格局中，因此，产业链现代化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很多基层关键领域还存在诸多“卡脖子”的短板，比如，不少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原材料、关键工艺等方面存在着基础不牢的问题。以前大家对产业基础问题重视不够，认为这不是宏观领域应该考虑的问题，然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恰恰是这些领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此次意见，把它放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21世纪》：在供应链、产业链方面，规划《建议》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你对此作何理解？

黄群慧：这主要针对的是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一味强调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并视其为经济转型升级的表现，很多地区“去制造业”很明显。

服务业占比上升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服务业的效率不高，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现象。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出现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反而下降的现象，中国面临着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以及由此而来的结构“转型”但却未“升级”的情况。

《21世纪》：从横向比较上看，中国的制造业占比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

黄群慧：全球制造业大致可以分为欧洲、北美、东亚三大区域，东亚制造业占到了全球的50%，中国又占到东亚这块的60%，可见中国仍是一个制造大国。

单纯从占比上看，中国的制造业占比比美国等其他国家仍然要高，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概在27%左右，美国在11%左右。

但问题在于，美国连续多年都在11%左右，近年来正在快速推进“再工业化”；而中国近年来却出现了快速的下滑趋势：2010年工业占GDP的比重是40%，2017年降到33.9%，如今已降到30%以下。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9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5%，比2005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而且中国的服务业中，高端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低效率的低端服务业、房地产与金融业占比过高，比如，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4%，提高到2015年的8.4%，高于金融大国美国的7.2%、英国的7.3%，约为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两倍。

如果金融占比很高，而且总在自我循环、过度扩张，则会加剧经济的“脱实向虚”。规划《建议》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说明中国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作者：夏旭田 编辑：张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