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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积极扩大农民工就业。加大稳岗和就业补助。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新上一批带动就业能力强的项目。重大工程建设、以工代赈项目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

通过对全国部分农民工输出地区的公开数据梳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尽管多地推出了促进农民工返岗就业的举措，但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农民工返岗率低于50%。

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认为，随着多地下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未来或将有更多就业岗位陆续释放。但一个地区的就业岗位的增加，依然是市场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特点关系度密切，因此短期内新增大量就业岗位仍非易事。

多地出台举措力促农民工就业

目前全国的农民工外出返岗就业情况如何？21世纪经济报道对河南、云南、四川、甘肃、重庆等农民工主要输出地的情况进行了梳理。

截至2月23日，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返岗368.9万人，春节前，从省外返乡的农民工978万人，返岗率为37.72%；河南省开封市统计数据称，截至2月22日，该市18.7万返乡农民工已返岗外出5.08万人，返岗率27.2%，其中，有组织输送6402人。

截至2019年12月底，据云南省人社系统劳动力资源调查显示，全省有1224.04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省内转移就业863.99万人，省外转移就业360.05万人，但截至2月21日，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28.96万人，其中，省外转移就业102.72万人，省内转移就业226.24万人——与2019年年末数据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不过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防疫情稳就业指挥部称，在未来15日内，全省农村劳动力拟外出就业预计达157.95万人。

2月20日召开的重庆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重庆市今年春节返乡农民工605.7万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73.9万人外出务工就业。这意味着，重庆市仍有531万返乡农民工未外出就业，占2020年春节返乡农民工比例近88%。

日前，三农问题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与中国农科院沼气研究所政策研究专家张鸣鸣共同撰写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四川农民工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建议》（下简称《应对建议》），对四川省当前的情况进行估算。

根据2018年数据，四川省农民工总量为2160万，从行业分布看，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27.5%、26.4%和42.8%。从流向看，转移到湖北省的农民工超过12万人，此外，转移到广东、浙江、江苏、重庆等地的农民工分别有390万、120万、54万和50万左右。

据此估算，疫情与经济下行压力相互叠加，预计四川农民工返城就业形势在一季度将受到较大冲击，估计至少有50万左右农民工难以返岗。

面对较为紧迫的农民工就业形势，目前多地已经出台了多项举措。

2月25日，甘肃省人社厅下发《关于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和劳务输转工作的通知》，指出“为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复工做好服务保障，对农民工包机返岗可给予运费补贴，确保农民工快速安全返岗复工”。

2月10日起，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向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五省派出了“就业特派员”，及时了解掌握各地复工复产情况和返岗条件、招聘信息，对接务工人员返岗就业事宜。

同时，针对部分群众今年难以外出务工就业的实际情况，计划再安排专项的帮扶资金，用于开发公共服务型岗位，专门安排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确保贫困群众稳定增收脱贫。2020年云南还将再开发5万个公共服务型岗位，帮助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四川省的总体要求是：优先保障省内无现症病例区和散发病例区的农民工有序输出，重点组织广东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和浙江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金华等主要务工地企业员工返岗、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援助县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

贵州省是全国第一个对农民工返岗就业时间做出规定的省份。2月17日，贵州省下发《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就业工作的通知》称，要逐村逐户全面排查现有在家农民工家庭基本情况、生活条件、就业能力、健康状况等信息。采取有力举措，力争2月底前农民工全部返岗就业。

目前重庆市的做法是对于尚未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在尽量确保其在企业需求的情况下出行外，也鼓励优先在重庆市内就业，目前发布的岗位数量为15万个。另一个好消息是，随着重庆多个区县调整了疫情防控等级，未来或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得到释放。

就近就地就业仍需“精准施策”

但受疫情影响，在农民工外出务工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就地就近就业应该如何开展？

郭晓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就地就近就业是有条件的，根据不同区域的条件，选择不同的方向，和重点。

对四川来说，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向考虑。

第一是地方政府加强对接，进行省内转移就业。“由于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的差异，与沿海相比，四川省内企业对农民工的吸引力相对较弱，这造成了过去一方面四川有大量的农民工输出，一方面四川也存在用工难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通过四川省内各地政府之间的对接，实现省内转移就业，化危为机。”

第二是四川应该考虑加强对农民工自主就业、创业的扶持力度。“防控形势一旦相对好转，一般性第三产业的需求会快速的产生，将形成一定的用工缺口，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减税降费等条件，让农民工能够在乡镇、县城、中等城市有安身立命之所。”

第三方面应该加强农民工在农业领域的就业和创业。“四川近年来持续进行职业农民的培训，但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出现空心化，导致尽管有政策，但接受培训的对象短缺，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恰好使得部门农民工可以留下来，接受培训，转型成为掌握先进生产手段的职业农民。”

重庆理工大学教授、MBA教育中心主任邱冬阳认为，农民工返工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看待。第一是恢复性的就业问题，指过去存在较稳定就业渠道或岗位的农民工，因疫情影响而暂时不能返岗。“对于这部分，我认为影响主要是短期的。只要国内经济情况能够得以稳定，那么过去的用工需求依然能够释放，大量的农民工依然能够获得就业机会。”

但考虑到部分中小企业或将面临经营困难等因素，邱冬阳认为该部分农民工的返岗就业意愿或不可能全部满足。

第二是适应农民工技能特点的新增就业问题。“一旦疫情过去，预计消费、旅游等行业将在未来出现一个爆发性增长，会带来部分岗位的用工需求。但这一部分岗位的出现，需要政府先期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

但邱冬阳同时指出，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率，仅仅从劳动力一端发力是不够的，市场主体依然是企业，只有企业运转顺利，才会有新的就业岗位产生。

从整个形势看，邱冬阳认为农民工的就业工作或经历一定的阵痛期，因此他也建议，农民工也应适当调低自己的薪酬期望，与企业共同来渡过难关。

与此同时，加强对生活困难农民工的帮扶亦是关键举措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郭晓鸣在上述《应对建议》亦提出：推动以居住地为核心的城市治理体系，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困难群体保障范围，同时重点关注农村“三留守”人员生活问题。

一是以居住地为核心，无论是否户籍在本地、是否有产权住房，均应将农民工纳入服务管理范围，无差别提供防疫宣传、物资供给、人员统计等服务和管理；二是在疫情期间，对已经进城但尚未有稳定住所的农民工，提供价格低廉、安全卫生的住房保障；三是将生活困难农民工纳入城市低保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子女教育等城市公共服务范围，保障其基本生活；四是对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加大多种形式扶持力度，避免因农民工整体收入降低而导致这些农村群体生活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