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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废弃纸箱会运往浙江、安徽等地；废弃塑料等则运往江苏、山东等地方进行末端处理。”一位现场的厂区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当前不断加压的环保检查压力下，很多原来的散落在上海周边各地的小“中转站”与加工作坊都已经被关门整顿。

      上海的早春阴雨连绵，位于远郊的工业集镇上，除了稀疏的机器轰鸣声之外，几乎难觅行人。

      不过，这种“冷清”通常会在傍晚时被打破，下午5点左右，来自周边数百个骑着电动三轮车的小商贩与拾荒者们，陆续开始向街道周边的固废处理中转处集结，用不了多久，并不宽敞的门前马路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类似的场景放眼全国，并不鲜见。一直以来，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类似的固废处理便是一门利润可观的生意经，市场力量早已牢牢地各占阵脚。

      如今，这门传统生意正即将迎来它的全新变革期。

      2019年1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预计两年时间内在全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

      根据《方案》，“无废城市”的建设重点在于推进固废源头处理的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量，由此也将进一步催生出“无废城市”建设背后的数万亿元处置市场前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这是继2018年环保督察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清废行动”之后，紧跟着推进的一项涉及构建固废综合处置体系的核心举措，其深层含义是当前我国的固废处理市场，正从“清废行动”中的严格管控期过渡发展至建设“无废城市”中的综合处置阶段。

      受访专家表示，“无废城市”建设方案的提出，为固废处理提出了一个整体解决的理念与思路，对传统意义上长期存在的市场处置体系有了全新的革命性要求，而要实现建设行动背后的数万亿市场空间，则必须要求整个处置产业链的正规化与规范化，对整个产业体系进行重新“洗牌”。

      “游击队”模式弊端尽显

      在上海远郊区一处并不起眼的路边厂房里，记者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废弃铁块、毛布碎片、塑料瓶以及废弃纸板，它们都是近期从周边工业区、小区等地方“搜集”并通过小三轮输送而来的固废，与工厂门口醒目竖立的“灯具厂”标示，显得格格不入。

      一位现场的厂区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厂房内的固废处理企业都具有相关资质，但经营范围都比较单一，一般都是一家处理企业仅负责处理一种类别的固废。

      事实上，与其说是固废处置企业，倒不如说只是一个固废处理链条中的“中转站”。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在上海远郊的各类工业区旁，聚集着类似大大小小的固废“中转站”，其产业链前端主要负责收购由小商贩、拾荒者，以及企业处理的可资源化利用的固废，经过简单的分类、处置与包装后，集中打包运往外省市的加工处理企业回炉制成相关工业原料，再卖回到生产企业作为原料，如此形成一个废品循环链条。

      这种由“游击队”作为基础力量的固废市场体系，也逐渐构建出一条跨省的处理产业链。

      “一般废弃纸箱会运往浙江、安徽等地；废弃塑料等则运往江苏、山东等地方进行末端处理。”上述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当前不断加压的环保检查压力下，很多原来的散落在上海周边各地的小“中转站”与加工作坊都已经被关门整顿，但总体因为利润空间比较可观，且从业门槛较低，导致整体市场仍然比较混乱。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大量存在的传统“游击队”模式是造成当前固废处理市场整体效率低下的重要阻碍之一，集中体现在行业内壁垒森严、中间环节泛滥、买卖信息不畅等弊病。

      “黄牛囤货扰乱市场的现象十分普遍。”该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传统的固废处置市场基本缺乏有效的行业信息，导致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之间无法进行行之有效的信息沟通，成为扰乱固废处理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与此同时，固废处理的矛盾随着总量的不断提升，成为当前无法逃避的现实。

      据生态环境部2018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年报》统计，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1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010.1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78.1万吨，生活垃圾产量则高达20194.4万吨。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传统的固废处理领域仍处于一种无序、无组织的混乱状态，缺乏整体的规划与管理。固废处理作为一个产业门类，一方面既缺乏相应的市场秩序与规范，同时也缺失一定的市场准入门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率都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与发挥。

      “坦白说，我国固废处理市场的组织形式、市场规模等要素，与未来‘无废城市’所要求的市场发展需求，及行业发展的预期，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曾刚总结指出。

      万亿市场还需“正规军”

      事实上，不久前出台的“无废城市”建设方案，正是剑指这一市场的顽疾。与此同时，固废处理市场背后的产值规模也被重新审视与评估。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撰文指出，建设“无废城市”的潜力和潜在效益巨大。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固废分类资源化利用的产值规模将可达到7万亿元至8万亿元，且带动40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对此，曾刚也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整体环境下，“无废城市”推动的循环经济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将推动其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门类，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未来具有可观的市场机遇与空间。

      于是，一边是尚处混乱的市场现状，一边是“无废城市”建设预期带来的发展前景，固废处理数万亿元“生意经”的背后，意味着一个旧产业生态的革新，与一个新生态体系的构建。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数万亿的固废处置市场早已存在，只是原有的产业体系和商业模式并不规范，也不符合市场发展的长远要求。从此前掀起的“清废行动”到建设“无废城市”的提出，实质都是促进当前固废分类资源化利用产业的转型，目的是构建新的产业体系。

      “此前固废处理是赚钱的有人做，不赚钱的没人做，这种模式将很大程度进行扭转。”杜欢政告诉记者，实现“无废城市”建设方案背后数万亿元市场空间的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固废处置从前端回收，到后端处置整个生态体系的彻底转变。

“‘游击队’必须被‘正规军’所替代，这是当前整个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杜欢政强调指出。

      实际上，从国际经验来看，固废处理行业的高效资源化利用，往往离不开规模化与正规化处理企业的参与，而这正与当前我国处理市场主体小而散的现状不相匹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日本、欧盟和新加坡在固废综合处理方面皆积极开展了尝试与探索，其中正规化与规模化的处理企业皆成为当地向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带动着资本市场中的财力、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不断提升。

      问题是，又该如何构建固废处置市场的“正规军”体系呢？

      杜欢政认为，要实现固废处置市场的正规化，是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全民的参与。其中全民参与是前提，政府主导制度设计与市场监督，处理企业则必需要成为固废高效资源化利用的市场主体。

      在此基础上，未来还需要针对不同城市与地区分门类、分品种地提出具体回收利用的制度方案。杜欢政强调指出，未来“无废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固废处理必须要按照“全过程、全品种和全主体”的要求进行考量，这也意味着从前端的分类、中端的运输和末端的治理，整个产业的商业运行模式与生态体系构建都需要统一的规划与实施，才能够真正撬动建设“无废城市”背后数万亿元的市场空间。

      曾刚则认为，目前在“无废城市”的先期探索过程中，要进一步释放固废高效资源化利用的市场空间，急需解决关键环节中的阻碍要素。

      “目前危险废弃物、建筑废弃物、生活垃圾呈现出多头管理的现状，缺乏统一高效的管理体系；同时中介、黄牛大量中间环节的存在，既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同时也是市场重塑过程中的关键阻碍。”曾刚表示，要推动固废处理产业价值链的重建，需要从当前监管治理的末端开始，沿着链条逐步向储备、运输等上游环节来解决关键症结，才能实现“治标更治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