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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减半这样的口号，被日本的企业、企业家提出来，并不令人意外。日本制造业许多企业上世纪80年代起陆续将生产车间转移到海外，特别是中国内地以及东南亚国家，这被认为是对当时日本逐渐提高的用工成本的一种对冲。尽管如此，日本制造业不少门类的企业仍在其国内保留了较多车间和岗位，而后一种选择被证明更具长远眼光。

       事实上，到了21世纪初，之前几十年内踊跃转移制造业产能的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都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弊端。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生产线与设计环节发生脱离，而这两大环节更与营销产生更大的脱节，使得不同环节之间的信息传递变得十分困难。营销环节通过顾客的反馈，发现了产品的非质量问题(比如功能设计，有可能出现设计不当、不足的问题，也有可能存在设计过当、冗余添加非顾客需求的功能等问题)，很难迅速回馈给设计与生产线，这就意味着顾客信息反馈作为企业最重要的信息情报，就根本无法发挥价值。而由于生产与设计脱离，设计师无法便捷的发现生产中暴露出的问题，前者向后者输出信息，则面临若干道障碍，企业因而很可能最终在不知情情况下让缺陷产品上市。 

       另外，外包制造环节，将破坏而不是提高企业设计师、研发人员对于产品的直观把握。如何进行加工、如何进行组装，怎样开展检查等，这些问题都无法顺畅得以解决。 

       日本制造业领域的资深专家、日本株式会社成本开发研究所董事长三木博幸，曾长期从事农机等产品开发研究，多年时间沉浸于产品精益化开发与成本最小化开发。三木博幸认为，要降低日本制造业的成本，在技术上完全可行，而要实现这方面目标，就应当振兴日本本土的制造业。他对2008年之后美国官方和产业界加快制造业回流的做法给予肯定，很显然也盼望日本企业能够促进制造业产能和就业岗位回流。

       当然，不光是制造业，所有行业没有不希望降低成本的。三木博幸在其所著的《成本减半》一书中指出，常见的降低成本方法，是“在保留零件或组装单元原形前提下，降低材料、购买、物流等方面的费用，或者改善加工方式、促使组装方式更加合理等以期缩短时间”——这种做法很难避免制造品质的降低，或者会加剧供应链关系的紧张。他本人更为推崇的降低成本方法是，从设计环节重新开始彻底的审视产品构造和零件形态，进行与产品开发有关的成本改革，由此也将避免成本削减后产品品质的下降。 

       三木博幸将上述降低成本方法，称为“成本减半法”。这种方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制造业领域中，普遍存在着过剩品质的问题，即多余的功能、性能、品质，导致成本和售价提高；如果通过更为精细的设计与制造，引入新技术，提高制造环节员工之间的协作水平尤其是隐性知识共享，降低甚至大幅降低产品成本，当然就是现实的。《成本减半》书中，三木博幸回顾了自己职业生涯中，不断推动产品开发设计成本降低的经历，特别是对部分拖拉机、耕地机进行改进时，同时做到了零件数减半、成本减半、品质提升20%。书中介绍了这方面的具体方法，包括如何以车间、业务流程为单位，通过十个步骤完成技术指导;找出解决问题的多个方案，再进行必要的科学分析，等等，均极富启发性和可操作性。

       “成本减半法”说来并不神秘，也并不繁复深奥，但践行起来却不是每个制造业企业都能快速把握。主要的原因是，要在提升品质的前提下降低成本，不仅有赖于企业的领导层、设计开发部门，而且还需要企业上下共同努力，将员工技能集结在一起来专注于开发课题。 

       三木博幸在书中尖锐的批评指出，以日本制造业企业为例，很多企业近年来陷入经营困境，根本原因其实在于经营者脱离现场，没有对研发部门给予足够的支持和激励。一些企业每逢营收紧张等困难局面，就宣布裁员，包括裁减大批研发部门的职员，反过来，经营转好的情况下，也更愿意斥巨资收购其他企业的研发部门或项目，或者创业公司，也没有真正意义上青睐研发部门。这种情况下，必然形成包括制造业企业内部员工在内的各界人士。轻视现场管理，也无法做好基于现场的技艺改进和成本削减。

       制造业困局由来已久

       从开放初期的出国人员电器热，到后来汽车配额热，到今天马桶盖、电饭煲热，满世界疯狂海淘热，都是人们消费意识觉醒之后用脚投票的结果。日本秋叶原电器一条街上，任何一个从事制造业的人看到来自中国的采购大军，都会痛心不已。一切都如十年前美国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中预言的那样，消费者透过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定的交合，诸如手机、网络、开放原码程式等手段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产权保护、中间环节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原材料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交易成本畸高，是中国制造业困局的两大因素。 

       单就知识产权而言，近年来已经得到极大改善，无论是政府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力度，还是企业自身的观念转变都有了明显提高，基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当然，在企业家人身权益和财产性产权保护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困扰最大的就是近年来各种成本的攀升。梳理历史会发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依靠不贬值战略开始第一次走到国际舞台聚光灯下，发达国家资本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价值严重低估、劳动力成本低且供应充沛，低利率、低通胀的风水宝地趋之若鹜，全世界先进的资本、品牌、技术开始大举进入这个价值洼地，加入WTO后更让这一优势风光无限。 

       但到了2004年，出口8亿衬衫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现实，加上一些外资过于激进的利润追求方式，一些伪合资对国产品牌的斩首式收购，让部分学者和政府人士开始产生资源被贱卖、环境被污染的担心。之后从整合小矿山打响第一枪，煤炭、钢材、车用成品油等资源价格被迅速地、有计划地推高，制造业成本中资源成本、人工成本、流通成本、其他刚性成本大幅攀升，制造业利润空间在缩小。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恶化，是因为2004年开始国内房地产政策的放开释放了潜在市场需求，撬动了建材、运输、大型装备制造等和房产相关行业，减轻了制造业衰落之痛。 

       由此可以看出，把近年来的制造业困局归责于房地产业的资源虹吸不够客观，制造业困局和房地产现状背后是通病同因，是一个问题的两种形态。房地产对制造业的影响也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相反在2004-2012年房地产对制造行业具有一定的反哺功能。

       今天房地产业的拉动效应已经越来越弱，加上出口减少，由来已久的制造业困局重新浮出水面。吴晓波那篇《到日本购买马桶盖》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全行业的强大共鸣，就是他无意中撕开了裹在制造业身上这块脆弱不堪的遮羞布，文中那个毫不起眼的智能马桶盖深深地刺痛了政府和制造业从业者们。

       困扰制造业的成本之痛首先是个效率问题 

       今年年中，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经济大家的产业政策争论进行地如火如荼，这让笔者想起林毅夫先生的文章《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文中林先生像是一个职业手术师，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将国内产业分门别类，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在后发优势依然明显的前提下，这种针对性解决方案的优点是效率奇高、立竿见影，深受决策者欢迎和倚重，弊端是会损害市场自身运行机制。不过，信奉市场至上的张维迎先生自己也承认，市场经济在中国面临的是既得利益根深蒂固、关键环节难以推动的顽疾。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内部缺乏改革动力，无法形成有效的突破；当经济形势下行时，往往等不及市场自动愈合，政府有形之手就会迫于压力维稳。

       林毅夫强调了有形之手，也同时突出了政府责任，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产业政策制定得力，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利大于弊。要解决中间环节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原材料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交易成本畸高问题，首先要从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围绕工业4.0的五大关键环节制定出最优产业激励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工业4.0对中国制造业最大的诱惑是它依托互联网、物联网，通过优化交易环节、减少资源利用、降低人力成本、精简周转次数来创造性地降低全流程成本。我们的工业基础和研发能力离工业4.0差距不小，但是正视这种差距、迎头赶上是制造业绕不过的一道坎。除了大战略之外，还应从细则规划好每个环节的企业方阵、硬件建设、技术支撑、人才储备等，加大对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尽快构筑一个初具雏形的工业4.0生态链，吸引更多的制造业、资本参与其中。

       高科技、新技术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再加上好的产业政策和亲商导向的开放式经营环境就能有效缓和日益突出的成本高企之痛。从这个角度，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就像鹰之两翼，缺一不可。

       通过互联网倒逼各方改革

       利用互联网的倒逼效应，继续推进政府服务模式的转型升级，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解决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也很重要。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是困扰制造业的难题之一，纵观建国以来历次重大转型都是从倒逼开始，互联网也许就是这样一个通过倒逼推动政府服务模式创新的转型抓手。 

       通过互联网倒逼政府服务模式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互联网可操控性强、最大限度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最有效率，对社会震动最小，接受程度最高。在传统治理模式陷入困境的前提下，通过设立高规格的互联网政府架构部门，研究制定通过互联网的倒逼效应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和服务创新。

       现代化政府治理的基本流程是数据采集、政策制定、集中决策、过程监管，根本原则是可控。而互联网本质上就是信息流大平台，对信息流起到流通、融合作用，恰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它不但解决了效率问题，而且兼具了公平、公开、公正，后者对现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事实上互联网的倒逼效应早已轰轰烈烈地开始，阿里巴巴等公司借助互联网，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方式在线为用户提供、支付结算等标准金融服务倒逼传统金融加速改革；腾讯微信等新型通讯工具倒逼运营商服务；滴滴出行软件的问世推进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巨大革新；网络彩票打破传统地域和垄断模式，逼得体育总局不得不紧急叫停。可以说从2012年开始，几乎所有行业都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倒逼威力。

       以互联网为抓手促进政府治理模式和服务创新的好处在于，它过程可控、风险可控、高度机械性，成效如何完全依赖于政策制定者本身。其次，它可以更好地量化管理要素。高层管理者坐在办公室鼠标轻点就能完成实时数据的调取，不但如此，还能凭借大数据挖掘更好地掌控和预测未来。

       破解制造业困局，重点还在提高产品附加值

       通过提高效率、倒逼政府服务模式转型来降低成本，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消费者用脚投票的“马桶盖现象”。着力点还应该放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上。

       产品品质的提升是产品附加值的基础所在。通过不断更新产品的款式、制造工艺、质量提升就能给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体验，这就要求制造业从业者有很强的工匠精神和传承意识。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核心要求是技术研发。判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除了单一产品特性能不能做到量产稳定以外，有没有形成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链条才是更重要的指标。这就是我们能够让卫星上天，却做不好一个轴承的原因。基础薄弱意味着就算你全套生产线引进，也可能卡在一个螺丝、一个技术工人、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上。

       国内制造业在很多领域和国外存在技术差距，单靠企业自身积累或市场的力量去攻关突破不现实，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林毅夫所讲的政府有形之手发力。放开应用环节，从基础研发和前沿技术研发两头突破，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重新规划整合现有科研资源，集中财力物力建立一批国家级行业实验室和基础实验平台，对基础性研发和制造业急需的技术难题，实行内部招标制，制定出研发时间表和路线图，单项突破、成果共享。对一些比较重大的科研项目，可以实行全世界公开招标。营造一流的实验平台，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加入到国内创新工作中来。

       自主研发和引进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理念的外资并不矛盾，我们还应该制定一些特殊优惠政策，继续吸引跨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发展。这些跨国企业本身有很强的资源吸附能力，对国内工业基础的提升和技术力量的培养很重要。当然面向全球化的资源整合能力也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新视角。中国制造的成本困局如何突围，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有能汲取的力量都不可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