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围绕“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位权威专家在18日举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进行了深入解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伟:防范和应对房地产泡沫风险为重中之重
2017年,针对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去产能方面,要突出处置“僵尸企业”和更重视采取市场、法律手段有效推进低效率产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煤钢价格上升,企业效益好转,去产能意愿下降,甚至一些停产企业开始复工。2017年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加注重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标准,更加强调完善市场机制来淘汰低效率产能,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去年,对江苏、河北去产能的督查,也表明了中央的坚定决心。
去库存方面,关键要坚守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让住房回归人民群众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费品本质属性。这需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快构建长效机制。一是中央层面要做好包括税收、土地、金融等在内的房地产制度顶层设计,健全对地方政府调控主体责任的督查和奖罚机制。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调控权限,提高调控的差异性和精准性。二是把防范和应对房地产泡沫风险作为重中之重。2017年要综合采取金融信贷、土地、财税等手段,合理控制流动性,把握好调控政策的尺度和力度,既要遏制泡沫膨胀,又要防止捅破泡沫,引发风险。三是加快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等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有序推动去库存。针对去库存任务最重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对购买城镇商品房的农业转移人口实行差异化财税政策。四是加快推动包括房产税、集体土地入市和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关键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2016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了23条主要途径。其中,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以及积极发展股权融资是容易见效的重要手段。在债务存量方面,优化债务结构和市场化债转股可以减少债务总规模,在增量方面,股权融资加快发展,可以让更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对债务的依赖。另外,引导企业转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去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也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重要渠道。
降成本方面,要着力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增强我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今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减税面临政府支出规模刚性约束、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的挑战,减税的空间并不是太大。
补短板方面,要突出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所谓补软短板、制度短板,主要就是优化市场环境、加强政府服务,去政府越位与补政府缺位并举。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比直接扩大投资作用更大。例如,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2016年报告中,中国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78位(比2015年提升了6位),与先进经济体相比,在企业的产权保护、市场监管、企业服务等方面,还有许多改进空间。同时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进一步打牢企稳回升基础需要综合施策
针对现阶段促进潜能释放、增强内生动力、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基础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给出了方向性、原则性的政策。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进一步细化这些政策要求,抓好政策落地,使之更具针对性,尽快取得实效。特别是要抓好以下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应当说取得的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今年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去年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较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这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缺点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比较弱。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一方面要防止已经化解了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用市场、法制的办法推动过剩产能化解工作。这为进一步做好去产能工作指明了方向。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并不是绝对的,更难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需要将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很好结合,需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应当放在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则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扩大内需。扩大需求,既涉及新动能的培育和壮大,也涉及传统动能潜力的释放,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适度扩大总需求,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所谓适度,主要就是不简单采取大力度地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因为那样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不断累积,甚至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所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主攻方向,也不是不需要重视需求侧的改革和管理。实际上,通过需求侧改革释放需求潜力,不仅不会与供给侧改革相矛盾,而且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比如,通过适当扩大民生、交通、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补齐这些短板,不仅有利于稳定当前增长,也有利于为今后增长增添后劲,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再比如,通过改革或政策调整,为一些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应用创造环境,不仅能够激发这方面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新产业、新产品的发展创造条件。还比如,通过提高食品等质量安全标准和严格执法,增强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信心,不仅能够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也能够倒逼这些产业的质量升级。
三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改革,促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举措基本出台,并且在不少领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但整体来看,改革的实际成效与党中央的要求,与进一步增强内生动力的需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出台的改革举措比较多,而其落地情况、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难度加大的问题,也需要改进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并确定了今年深化改革的三个重点,即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不难看出,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硬骨头,中央已就改革深化的方向和目标提出要求,下一步的关键,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尽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取得突破。比如国企国资改革方面,如何按照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以贯之”的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如何按照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要求完成两类公司的组建,如何推动重点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等等。此外,在改革的方法论上可能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如何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效结合,如何把握和处理好依法依规改革与鼓励大胆探索的关系,等等,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是要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合力。这抓住了当前增强增长内生动力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论是稳增长还是推改革、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30多年来,我国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对之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任务、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要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求供给与需求的新平衡
供给与需求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做出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努力推进相关改革,钢铁、煤炭去产能的年度任务超额完成。商品房库存水平持续下降,市场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有序推进,实体经济成本有所下降,重点领域补短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应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见成效。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毫无疑问,把这条主线坚持好、坚守好,事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全局。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经济运行虽然有矛盾和问题,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因此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下功夫,努力实现供求环境新的动态平衡。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非一日形成。同样这一问题的解决也非一日之功。这就需要我们恪守满足需求这个最终目的,瞄着提高供给质量这个主功方向,沿着深化改革这个根本途径,弃而不舍地进行努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企业一年利息4万亿元,杠杆率必须降下来
要继续去产能,特别是要处置僵尸企业。因为僵尸企业是市场失灵的标志,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尽管可能也有产能的周期性过剩,但是很少有僵尸企业。僵尸企业说明没有一个市场化的出清机制,所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是要恢复和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重建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去产能也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因为用行政手段去产能去得也快,可能恢复得也快,这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因为它不是一个有效地出清。所以怎么更多利用经济手段,利用市场化机制。通过去产能能够建立一个市场化的,自动的产能退出机制。
去库存要转向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库存。因为现在真正的压力是在三、四线,而很多三、四线城市人口是净流出的,如果净流出再大量增加房地产供应,这个房子以后给谁住?还有棚改和保障性住房能不能实现货币化,也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在三、四线城市购买商品房,这个都可以帮助来去除库存量。一、二线城市现在矛盾是房价居高,居高了以后土地供应是重要的约束条件。所以从统计来看,因为既然成本差距是有限的,主要是土地出让金,怎么样使土地的供应与人口的流动,人口的空间配置相对应,这个是抑制房价过高的重要因素。
去杠杆第一步是要控制杠杆的增长率,因为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总规模的增长率都要比GDP要高,包括M2都比GDP明显高,所以杠杆率短期降下来是不现实的,怎么样控制杠杆率的增速,再调整杠杆率的水平,调整债务结构,然后再逐步降低杠杆率。当前最迫切的可能第一步是企业的杠杆率能不能有效控制,企业的负债100多万亿,国家基准的贷款利率是4点几,就按4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4万多亿,相当于2015年GDP增长的增量,相当于全还给银行。企业的杠杆率一定要想办法降下来,包括市场化再转轨,股权融资,也包括对企业的负债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
降成本核心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现在很多企业反映,办事跑断腿、磨破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关键是要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
补短板重要的是补软件的短板。征信体系能不能整合起来,银行、税务,工商、司法、公安、社保,不同的信息能不能整合到一个平台上,企业、个体能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征信平台,对市场经济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