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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严 鹏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块里程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取得了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看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昭示了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对于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性。
       在近代历史上，一开始，日本与中国同为被西方列强侵凌的东方国家。西方列强能够在东方横行无忌，靠的就是其强大的现代工业实力，尤其是能够生产“坚船利炮”的装备制造业。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的工业化都是从仿造西方机器的装备制造业起步的，然后才扩散到纺织、食品等轻工部门。不过，中日两国在政治上的不同发展影响了两国的工业化绩效。中国的清政府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中央权威削弱，地方实力派督抚坐大，最后演变为民国时代的军阀割据，国家统一有名无实。这种政治格局极大地阻碍了工业发展。日本则相反，明治维新在政治层面就是一场中央集权运动，维新政府不惜通过战争的手段消灭了对于维新有功的地方分裂势力。这样一来，尽管中国比日本要大得多，但近代中国长期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动员；而日本政府，则效仿西方列强，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政策的指引下，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台急速工业化的机器，再利用其优于东亚邻国的工业力量，实行殖民扩张。
       因此，近代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两个国家发展工业的意志与能力息息相关。从意志上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业化甚至根本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还反对发展工业，认为工业会带来对传统农业社会人伦关系的冲击，造成环境污染，并制造失业、劳资冲突等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最好秉承传统，致力于发展成为农业国，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们的看法过于脱离实际，也不构成绝对的主流，但至少表明当时中国精英阶层存在着对于工业化的强烈的反对意见。与之相比，日本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日本政府大力扶持缫丝、棉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业，向发达国家出口换汇，再用这些外汇购买钢铁、机器、军舰、大炮等工业原材料、资本品和现代武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于培育本国的重化工业、装备工业也是不遗余力：在市场萧条时期给造船企业高额补贴，为了保护民族汽车工业而禁止汽车进口和外资投资，在殖民地构筑排他性市场确保国产机车有销路，派遣技术人员赴欧美学习大型发电装备的制造技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工业增长虽然惊人，整体实力还是存在较大差距。但与中国相比，日本发展工业的意志，以及实践这种意志的能力，都要高很多，使其积累了侵略中国的资本。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决定了国运，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包括中国战场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工业技术的比拼，尤其体现为各国装备制造业的较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轰炸这一作战手段被交战各国大规模运用，而战略轰炸的实现依赖于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无论是生产飞机还是航空发动机，都必须运用机床进行加工。此外，轴承等精密零件也不可或缺。可以说，比较一下同盟国与轴心国在飞机、战舰生产上的能力，就不难判断，在一场长期战争中，胜利会属于前者。尽管如此，同盟国也不敢大意。无论是同盟国强迫中立国瑞典停止向纳粹德国出口轴承，还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禁运，都意在削弱法西斯国家的工业能力，足见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在军事决策者心中的分量。
       与其它战场相比，中国战场的机械化程度与武器现代化程度要低很多，但工业的意义仍不容忽视。事实上，在战争中，中国的装备工业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这本身也说明了军事斗争对现代工业的需求。在抗战爆发前，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主要由一批中小型的民营机械厂构成，这些民营企业集中于上海等地，制造的产品技术含量普遍不高。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有识之士一方面计划引进欧美技术，建设国营大型装备企业；一方面筹划将中国的工业企业由沿海搬入内地，以利于国防。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组织了沿海工业企业的内迁——后来被称为“中国工业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使一批民族企业避免了沦于敌手。在这些迁到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内地的工业企业中，绝大部分是民营装备企业。这些在和平年代生产抽水机、农用发动机等民品的沿海企业，迁到内地后，立即转入军工生产，为前线供应枪炮弹药，弥补了正规兵工厂生产能力的不足，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这个事例鲜活地说明了装备企业的军民两用性及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而除了内迁企业外，国民政府在大后方也兴建了一批装备制造企业：设在云南的中央机器厂与瑞士B.B.C.厂（今ABB的前身）合作，开始尝试自主制造成套发电设备，该厂后来成为昆明机床厂；在昆明、重庆等地拥有数家分厂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卓有成效地组织了机电类产品的生产，该厂后来孕育出今天的上海电机厂、湘电集团、昆明电机厂等企业；为躲避空袭而设在贵州山洞里的大定航空发动机厂，训练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并派遣工程师到美国学习，其中就包括以“我的中国心”而感动中国的吴大观；在贵阳创立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是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南京机床厂、广州重型机器厂等一大批企业的前身；兴建于陕西蔡家坡的西北机器厂，起初是为了扩大战时纺织品的供应而创立的纺织机械厂，今天已成为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为了生产汽车零件而自造精密车床，在解放后发展成为重庆机床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尽管条件更为艰苦，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工业，但红色装备制造业的种子也已经埋下。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机械工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沈鸿，正是在抗战内迁的过程中，由上海前往延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装备工业的骨干人才。总之，在抗日战争这场民族圣战中，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较战前有了极大的发展，也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在现代世界中，装备制造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关系。抗战爆发前的中国，缺乏能与日本相抗衡的装备工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其相对的装备工业优势发动侵略战争。在抗战进程中，中国企业开始制造此前不能制造的成套发电设备、机床等产品，很多民用装备企业还扮演了兵工厂的角色，这深刻地展示了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意义。今天，在我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不能不警惕那些有损于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为了保障世界和平，捍卫无数先辈们以生命换来的国家独立，我们一定要发展强大的装备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