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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建中在大会上发言指出，在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有中国没有能力独立自主研制现代化航空发动机，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这一观点随即在一些网站军事频道上被广泛转载，甚至引起了俄罗斯媒体的关注。一位与徐建中院士属于相同专业领域但不愿意具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国内几十年来唯一算得上成功研制的国产航空发动机型号只有‘秦岭’，而且也是在引进英国斯贝发动机后历时20多年消化吸收的结果。”

　　其实，徐建中院士只是实话实说，言论的内容无甚新意，之所以会引起的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各界对中国科技领域长期存在的种种误解。如果非要说徐院士的公开发言内容还有新意，那就是他公开点出了一些战略性产业和技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的重要性，作为联合国(微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应有空白项，国家也不能以简单的经济账来计算国家是否应该投入某些领域。此外，他还点明了缺乏独立自主研制能力在中国很多战略性产业领域属于普遍现象这一事实。

　　核心技术短板

　　长期关注中国战略性产业的经济学家高梁在其著作《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一书中，曾记载了国内科技界的一种流行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国外卖给中国技术的领域，中国自己都没有发展起来，凡是国外对中国封锁的领域，比如航天，中国都发展起来了。

　　诚然，爱国热情应当被保护，但自我欣赏式的封闭思维和心态却从未给中国产业带来过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也没有让中国各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声誉得到任何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的重要技术发明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并且得到学术性声誉的只有三个：袁隆平的水稻，屠呦呦的青篙素和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其实，在航天领域，中国和国外的技术差距有几十年；但尽管中国的IT业广泛被认为缺乏核心技术，在一些集成电路技术领域与国际的差距却不超过十年。”一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现为美国一所大学的华人教授表示。

　　2006年3月，时任科技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在上海就自主创新的几个重大问题做过一次专题报告，指出了一些中国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历史事实”：经济、科技两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各自推动科技进步。产业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产业缺乏竞争力。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的关系，是这两年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题。

　　徐冠华部长所说的“这两年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题”在当时其实已经几乎涵盖了中国多个战略性产业，从第三代移动通信、数字电视、核电站到高速铁路，甚至还包括汽车产业。而自2004年“自主创新”成为新一轮的科技口号起，在外资不断并购中国多个战略性产业的骨干企业和品牌的“刺激”下，国内产业界和媒体领域就已经出现了一波以强调国产成就和排斥外资的民族主义式情绪。

　　长期关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原《装备制造》主编、北京中工联创国际装备制造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振伟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那几年国内出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虽然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但缺乏对产业和技术的正确理解恐怕向来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中国诸多战略性产业领域里，造船业一直被认为是个榜样，目前中国造船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份额超过40%。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在船舶配套产业领域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左右，现在的中国和韩国以及曾经的日本都只是借助成本优势在总装环节获得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中国的普通船舶国产设备实际配套率只有30%，而附加值很高的船舶电子产品本土化率连10%都不到。当然，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上有需求量，政治上有国际地位，虽然原始创新能力接近于没有，但总能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那里买到战略性技术并形成生产能力，虽然有时为了防止在关键领域被‘卡住’，我们需要费功夫从两个以上的国家引进。以汽车领域里的卡车为例，与纯粹作为民用的轿车相比，载重卡车是有军事用途的，国家当然重视它的国产化问题。除了来自奥地利的斯太尔系列外，国内很少有人关注中国也曾从前捷克斯洛伐克引进重卡车型系列技术。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欧洲的老牌工业化国家在传统行业领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程经验累积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国内的科研院所缺乏的就是工程经验的累计，这也注定了很多科研成果只能停留在可以演示给领导看的阶段。”

　　博弈中的进步

　　如果说借助大国间博弈，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可以找到引进外国相对先进技术以填补国内空白的机会，那么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之争，则表明中国战略性产业进步到可以同时在国内外两个战场进行的新阶段。

　　如果按照“国产”的标准，作为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简称3G）标准的TD-SCDMA（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即时分同步码分多址）也绝对没有全部的知识产权，属于伪民族标准。

　　实际上，CDMA的核心专利属于美国高通(微博)公司，而即使3G的欧洲标准WCDMA也饶不过高通公司的专利。在欧洲大规模开始使用3G的2000年前后，在移动通信的原创性技术领域，能与CDMA竞争的可能只有Intel公司的Wimax和IBM(微博)公司的蓝牙。

　　一向敢于发表大胆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在2005年曾发表3G报告，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业内一直流传，在友谊宾馆的那次研讨会上，胡鞍钢教授被反对方指着鼻子问：“还坐在这和我讨论3G，你懂什么叫信道吗？”不过，北京邮电大学(微博)教授阚凯力关于3G无用论的观点在移动互联网产业兴起后再也没有被媒体提及。

　　的确，一个认为手机只要能打电话和发短信就足够了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完全无法想象和预测技术进步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冲击。于是，没有跨国公司愿意在中国大陆提供支持TD-SCDMA标准的手机、缺乏好的移动终端又成了讽刺中国移动(微博)肩负的TD产业链短板的新角度。“幸运”的是，经过多年在2G产业时代的拖延，海峡对岸的联发科(微博)技和深圳的山寨厂商积累计了足够的资本和经验。

　　如果说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使中国通信行业在国际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那么，中国在高速铁路领域的技术进步模式更是在全世界范围产生了轰动式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之星”高速列车的夭折曾使中国刚自主建立起来的高速列车技术的系统集成平台被扼杀了，但相比中国市场上存在的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移动电信运营商和南北地理分隔的两家固定电话网公司和电网公司，独此一家的铁道部作为客户确实有着更大的谈判能力和产业技术组织能力。

　　中国的产业技术创新之路还很长，无论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还是已经取得的进步，都很值得深思。